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经分今古与立学官私——常州学派构筑“今古文学”观的两条路径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论清代常州学派对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为中心

清代中期,常州学派对汉代今文经学进行复兴,其目的在于让经学摆脱清前期由于考据学极度兴盛而出现的内在积弊,如考据难寻"义理",时常陷入"泥古"泥潭,解经学说琐碎、空疏,发展走向有悖于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等。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高扬公羊学、义理解经、经世学风等,使得清代经学面貌焕然一新。它直接启蒙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后世今文经学家解经理路,促进了清代《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晚清否定古文经学运动的基础,并拉开了经学近现化发展的序幕,为传统儒家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使之重又焕发青春。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略述刘逢禄对《左传》的攻毁

在刘逢禄之前只有怀疑、否定《左传》的零星论点,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但这些论点是刘逢禄否定《左传》的先声。刘逢禄在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否定《左传》的系统思想:一是说明《左氏春秋》是与《晏子春秋》等类似的史书,从根本上消除《左传》与《春秋》的关联;二是指斥刘歆的作伪,攻击《春秋左传》是经刘歆作伪的产物。此论不免有牵强附会之说,但在清代经学史与后来的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

春秋公羊学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而其历史命运腾挪跌宕,在西汉时期盛行于世,东汉以后曾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重新复兴,至戊戌维新时期再度风靡于世。围绕晚清公羊学复兴这一中心课题,深入地分析、总结以下各项:晚清社会环境何以与公羊学的学术宗旨相呼应、相激荡;公羊学复兴所经历的重振声势—改造发展—达到高潮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晚清公羊学名家有哪些理论精华;公羊学说为何能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糅合,而被锻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着力探讨以上问题,不仅能深入揭示出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的实质性内涵,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出公羊学说这一传统学术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孔子改制与《论语》研究——刘逢禄至戴望的《论语》学

清代今文家一致认为,孔子作《春秋》寓改制之意,此种观念不仅体现在他们的《春秋》学上,也体现在他们的《论语》解释上。从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说义》,至戴望的《论语注》,都贯穿着此种共同的主题。不过,这些学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有所差异,刘逢禄的解释着眼于“句”,宋翔凤的解释着眼于“篇”,而戴望的解释则从字开始,进而扩展到篇。总之,他们的企图都在建构一种可信的改制解释体系,不过,具体细节的差异却彰显出《论语》改制观的共同特征,即解释时都强调了思想的共通性引申,而忽略知识学的关联。这种解释特征,为晚清康有为的《论语》研究及其变法观念提供了考察的线索。

《论语述何》中董氏学问题探微

在《论语述何》中,刘逢禄将《论语》学与《公羊》学互证,以匡弼《公羊》。刘氏还在此基础上参稽《榖梁传》的若干观点,如“母以子贵”问题,以达到所追求彰显《春秋》学义理的目的。其中,董氏学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本文从《述何》出发,挖掘董氏学对刘逢禄学术的影响,兼论何休之学,从《述何》中所见的董氏学问题来反观刘逢禄的学术旨趣。

刘逢禄《诗经》文体观研究

刘逢禄在《八代文苑叙录》中系统梳理了发源于《诗经》的12种文体的流变,对于认识《诗经》对后世文章学和文体学的影响大有裨益。刘逢禄对文体的认识深受《诗》教"温柔敦厚"的影响,暗含着复古返本以发掘圣人微言大义、坚守圣人之心的治学宗旨。

刘逢禄“《夏书》之变”研究

清代常州学派奠基人刘逢禄根据"《诗》《书》《春秋》其归一也"的思想,在《尚书今古文集解》和《书序述闻》中提出了"变《书》"说,并进一步阐发为"《夏书》之变"。夏代之变《书》以传贤与传子、王道与霸道的治道思想为主要内容。以王霸问题为中心展开,明确了先正君心、渐次以正万民的治道精义。他强调"通三统",并点明"变"义不仅含刺乱之意,更有权变之谋。"穷则必变,变则反本",刘逢禄的变《书》思想以拨乱反正为旨归。从"正变"这个角度切入,可以窥探今文经学的褒贬义法,并由此发掘常州学派面对时代困境所作出的回应——借褒贬议论以明微言大义,借圣经贤传以图经世济民。

刘逢禄古韵学述略

刘逢禄吸收考古与审音两派的成果,形成自己古韵二十六部体系;尽管刘氏将入声独立,但是阳、入之间并不相通,阳声需要转入阴声才能与入声韵部发生关系,可见其古韵体系乃折中考古、审音两派成果而成;刘逢禄的阴声、阳声韵部为黄侃完全继承,入声韵部的分合也多有启迪后学之处;刘氏通过对黄侃派学者的影响,推动了清末民初古音学的发展。

庄述祖受业门人考

作为清代常州学派的核心人物,庄述祖治学研求精密,于世儒忽不经意者,覃思独造。庄述祖身为庄氏家学的重要传承者,平生著述颇多,不仅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生平亦授有不少门人弟子。通过对相关诗文集及行状、墓志铭等文献资料的查考,知其受业弟子至少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可考者有宋简、庄绶甲、臧庸、臧礼堂、丁履恒、洪饴孙、刘逢禄、宋翔凤、庄又朔、庄循博、张成孙等人。

刘逢禄“变《书》”说发微

刘逢禄是清代常州学派重镇、今文经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春秋》公羊说方面的突出成就颇受瞩目,但其在《尚书》学领域的建树迄今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实际上,刘逢禄在其《尚书今古文集解》《书序述闻》等著作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思路,认为《尚书》的《夏书》《商书》《周书》都有“正”“变”之分,“犹《诗》风、雅、颂俱有正、变也”。“变《书》”说既符合《尚书》各篇的实际内涵,也具有自汉以来历代经学家的诸多研究成果的依据,且符合六经所具有的价值判断与经学形上意义,与今文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三科九旨”的学派异见有所不同,不宜以学派“臆说”视之。

从庄、刘到龚、魏:晚清启蒙思想生发之轨迹

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刘逢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人。龚自珍和魏源先后从刘逢禄问学,他们的思想受到庄、刘的影响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龚、魏在刘逢禄处学到的是“今文学文献知识”,龚、魏的重点则在“社会现实问题,而这正是刘逢禄极力回避的,不敢接触的”。事实上,龚、魏之所以能超越庄、刘,主要是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对政治向来敏感的今文经学也在不同时期生发出不同的感受,起着不同的作用。应当注意到,庄、刘的“经世”之念,他们传授的今文经学中的变易思想深深地影响了龚、魏。龚、魏启蒙思想的生发,是与庄、刘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的。

学术史中的话语演变与谱系构建——清代公羊学史与庄存与

目前对清代学术史的普遍认知中，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学”在治学方法等多方面同乾嘉学术存在鸿沟，且存在以庄存与为始祖的独立传承谱系。然而，清代公羊学奠基人刘逢禄自述学术渊源，却并不承认其春秋学源于外祖庄存与。考察刘氏对《公羊春秋》相关研究著作，其中的治学立场与具体观点同庄存与《春秋正辞》迥然有别。在此观察的基础上，考察19世纪以来学术史的论述，发现“庄-刘”一脉学术谱系的构建中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学者人为推动的因素。随着西汉今文派影响的扩大，这一论述被不断地强化并成为目前的主流认识。这是学术话语变迁显著影响学术虫叙述的绝佳之例。

刘逢禄易学之公羊学意蕴探微

刘逢禄的学术贡献并不仅限于重述、张大公羊学,还在于以公羊学为核心阐释其他经典。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刘逢禄的公羊学思想,而对其易学的公羊学意蕴鲜有关注。刘逢禄深入探讨了《春秋》与《周易》的会通问题。在他看来,文王作《易》之初心在于忧患万世,孔子继承文王遗志并效法之而作《春秋》,两书都有彰显王心、微言改制的目的。以此为基础,刘逢禄援引《公羊》义来解释《周易》,并借《公羊传》之语佐证易理,从而将公羊学思想贯穿在易学诠释当中。刘逢禄虽然贯通了《春秋》与《周易》,但以公羊为宗的经学理念致使其易理阐发有失客观,甚至不免有穿凿比附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