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日记》所见近代平阳县的交通事业

《刘绍宽日记》中有大量与出行相关的记录,轿子、黄包车、汽车、舟船和汽船是刘绍宽常用的通行工具。刘绍宽所坐之轿多为二人抬杠的民间轿,山路出行、处理要事、身体不适等情况下,轿子是他最常用的代步工具;黄包车是短途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伴随平阳公路的出现,刘绍宽亦会选择乘坐汽车出行;舟船与汽船则是他往返平阳县南北港之间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刘绍宽日记》的记录从侧面证明无论是轿子、黄包车还是汽车、汽船,大体都是乡绅富人的专利。此外,亦可根据日记记载推测出史料中“不能发声者”——脚夫的生存状况。《刘绍宽日记》对研究近代平阳县交通事业的经营面貌与发展历程有重要意义。

批判与追求:晚清士人刘绍宽对科举的心态

刘绍宽自幼接受旧式教育,青年时代即奋力科场,以求功名。囿于屡战屡败和世风变易的现实,刘绍宽转而对科举制度持一种批判态度,然而这种批判态度并未影响其对科举功名的追求。科举被废后,刘绍宽即便已在地方文教场域有一定成就,但其对于功名的执念依旧不减,科举对其心态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弭。这种看似矛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映照出晚清士人对待科举的复杂心理世界。

宋慈抱学术交游初考

宋慈抱是著名历史学家,所著《续史通》曾引起金毓黻等人的关注。从行辈上看,冒广生为宋慈抱师长,且有知遇之恩。刘绍宽与宋慈抱在学问上以诤友之道相待,相引为忘年交。梅冷生与宋慈抱因共同的文化志向结下深厚友谊。通过还原宋慈抱的学术交游发现:他积极投身于修志、办报等温州地方文化事业与活动,致力于“永嘉学术”的保存、传播;民国地方传统士人以结社、编纂志书、保存文献、宣扬文化等形式参与社会转型,并在秩序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浙南宿儒刘绍宽的乡邦文献整理实践与贡献

刘绍宽,被称为“浙南宿儒”。民国时期,他致力于地方文化的继承与阐扬,多方搜集文献资料,搜罗考据、叙述校勘,历时十年撰成《平阳县志》,参与地方乡贤遗著整理,参与瓯风社与《瓯风杂志》创办,借助浙江文献展览会将永嘉学术、文化推向全国,对挖掘传承温州地方文化做出重大贡献。

动物福利与建设慈善社会——从刘绍宽论西人禁止国际禽羽贸易谈起

晚清时期,西方人士曾经在中国设立动物保护组织,并敦促中国政府禁绝珍稀禽鸟羽毛的出口贸易。近代温州著名学者刘绍宽,在其日记中记述这一事件时却将西方人此举片面理解为以动物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多年以后,刘绍宽才肯定了西方人在动物保护方面的贡献。结合同一时期宋恕的"兼爱异类"的动物保护思想,则可以管窥近代温州乃至整个中国在动物福利方面的进步与缺失。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破除人道主义思想中偏狭的人类中心主义成见,建设慈善温州、生态温州乃至建设和谐中国,皆不无借鉴意义。

晚清新式书报的地方流转与乡村士人的阅读实践--《刘绍宽日记》研究

晚清时期,新式书报从文化中心城市向地方社会流转。在此过程中,城市的同乡群体对乡村士人进行了最初的新学启蒙。同时,乡村士人这个“在地链接性群体”又以更隐秘的方式促进了新式书报在地方社会的进一步下渗。本文以《刘绍宽日记》为核心史料,详尽呈现了乡村士人阅读新式书报和从中撷取新知的风貌。新式书报的阅读实践更新了乡村士人的“知识仓库”,重塑了乡村士人的思维模式,极大地拓展了乡村士人的阅读史。

温州地方士绅的个体灾害史——以刘绍宽《厚庄日记》为例

《厚庄日记》反映了刘绍宽的“个体灾害史”。从记录的层面上看,刘绍宽不仅记录了发生在本地的灾害,同时亦随着新的传播媒介的普及关注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灾害。从个体的反馈层面上看:一方面刘绍宽作为具有公共责任感的地方士绅,担负起了对灾害的探讨和防治的责任,从中折射出刘绍宽从“旧学”到“新知”的知识转型;另一方面作为受灾的个体,他对灾害所产生的个体哲思,不仅反映了他一段时间内的心境,也影响了他的整个世界观。

一位乡村塾师的前行与回归——《刘绍宽日记》阅读札记

浙南乡村塾师刘绍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育大变动时期,努力阅读各类报刊、主动与维新派人士交往,了解国内外大势,激发了他的国族意识,改变了传统塾师"升斗馆谷以糊口"的观念,自觉地把培养人才与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联系在一起。在繁重的坐馆课读之余,广泛阅读各类新学书籍,改变知识结构,走出封闭的乡村,开阔视野,实现了从塾师向教师的华丽转身。从服务一乡一邑,到服务一县一区,在改革传统教育、推进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刘绍宽完成了从普通教师到教育家的地位提升。辛亥革命后历经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孔孟学说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并面临着被消解的威胁。此时的教育家刘绍宽,关注的重心从国家存亡的层面转而为中国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存废的层面。他怀着深深的不安与无奈远离教育改革的现场,回归故里,甚至试图通过恢复私塾式教学,"为后进造就几人"。乡村塾师刘绍宽30年间的人生轨迹,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大变革时期,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给教育情感世界打开一扇窗--以近代乡村塾师刘绍宽为例

教育世界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世界,随着学界对人类情感及感性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教育世界的情感研究也应时而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大变革时期,乡村塾师的教育情感经历了一个起伏、冲突和变化的过程,这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教育行为与教育活动。教育情感影响教育行为的取向和方式,是教育信仰的有力支撑,体现教师个体对人生意义的追寻,还体现教育情感本身所具有的时间性、空间性、层次性和超越性。从教育情感的视角切入教育转型时期乡村塾师的研究,为探析近代史上教师的情感世界打开了一扇窗,将成为人们探索"教育情感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江浙官绅游学日本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以徐兆玮、杨泰阶、刘绍宽为例

在清末朝廷图新求变的'新政'大背景下,赴日游学、游历成为士人取法西学最便捷的选择之一。他们游学的动机,既有经世济民的士大夫理想情怀,同时也有新政变革下寻求个人发展机遇的现实考量。在异域日本,以徐兆玮、杨泰阶、刘绍宽为代表的中国官绅以他者的身份,既惊叹于日本科技发达、教育先进、都市文明的物质之美,又怀着对异邦的想象而在道德情感层面对日本风俗'浇漓'进行挞罚。中国官绅在日本的阅读书籍主要集中于法政、文化、哲学之类,由年龄、知识和阅历所决定,亦体现了他们在日本的关注焦点。他们去日本游学、游历的动机、体验与心理感受,反映了清末官绅在朝廷倡新求变的政治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的焦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