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翚生命的最后17年5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20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聊斋志异》中再婚与继母现象——兼说《吕无病》和《细柳》

《聊斋志异》有三十余篇反映妇女再婚,可称是明清之际再婚问题的风俗画卷。站在男权和宗法的立场上,蒲松龄是那个时代的代言者,但在前房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蒲松龄表现了教育家特有的关注和视角。

《杂病源流犀烛》论治痿证探析

《杂病源流犀烛》是一部中医证治源流探析著作,对于痿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颇有考究。从经脉、脏腑求因,脉法、兼证等论治,配以导引运功、饮食同调,汇集历代诸家观点,求其本源,洞幽烛微,创立经验方、自制方为后世医家提供用药参考,书中的理论思想对当今中医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柳宝诒辨治伏气温病经验浅析

晚清名医柳宝诒著有《温热逢源》《惜余医案》《柳选四家医案》等书,并提倡用养阴托邪一法治疗伏气温病,在温病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柳宝诒强调伏邪为病,认为“冬伤于寒”“冬不藏精”是导致伏气化温的原因。他驳斥其他医家“寒毒藏于肌肤”“鼎立三纲”等观点,引《黄帝内经》说明伏邪不伏别经而必伏少阴的合理性。辨证上柳宝诒以张仲景六经辨证为纲,兼参卫气营血,募原三焦等辨证方式。治疗上柳宝诒总以祛邪养阴为要,并根据肾气之亏虚分为三类:肾气始虚,泄热透邪;肾气虚甚,养阴托邪;肾阳虚馁,温托寒邪。

张载“六有”的历史传响与诠释理路

张载的“六有”是与其“四为”同等重要且相辅相成的经典名句。两宋至明清时期,中国、朝鲜理学学人或取“六有”以名斋,或将“六有”题之于壁,给“六有”以高度的评价,将“六有”作为修身的座右铭。在传述的诠释过程中,“六有”的内涵不断得以丰富深化,形成了以朱熹、吕柟、李颙、李德馨、李惟泰等人为代表的总说式,以叶采、韩邦奇、林象德等人为代表的分疏式,以王植、李玄逸、金谨行等人为代表的结构式三种诠释模式;并与“四为”“二铭”等文本相互贯通,构成了张载思想体系中实修工夫的经典文本和修身规范。考察“六有”在历史上的传述影响、诠释理路和丰富内涵,能为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内涵奠定基础。

流溪河流域景观空间特征与河流水质的关联分析

人类活动影响或改变流域景观空间结构,并有可能对河流水质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流溪河流域为研究区,分析流域景观空间格局特征与水质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将流域划分为27个子流域,采集水样分析水质状况,所选用的水质指标有氨氮(NH3-N)、硝态氮-亚硝态氮(NO3-N+NO2-N)、总磷(TP)、化学需氧量(CODCr)。结果表明:1)该流域土地利用结构与水质具有显著相关性,其中居住用地对水质的影响作用最强,林地对河流水质具有净化功能,与水质指标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园地与水质指标关系具有不确定性;2)流域景观特征从上游到下游之间表现为城市化增强的梯度,水质状况响应这个梯度变化表现为上游优于下游,人类活动及城市化发展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土地管理方式对水质变化有显著影响;(3)景观破碎度与水质呈现显著正相关性,是影响水质的重要指标,景观聚集程度和斑块形状复杂程度与水质有负相关关系;子流域尺度和河岸带尺度景观空间特征对水质的影响差异不明显。

基于《杂病源流犀烛》编创的“肿瘤调治功法”阐释

肿瘤患者多为身心同病,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预后较差,而当前针对身心同调的治疗方法较少。中医病名"积聚"涵盖了当今诸多肿瘤性疾病,文章在对《杂病源流犀烛》所载的积聚症导引法整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其原文中与功法操作有关的术语加以解析,并结合积聚的致病特点,以舒展经络之气、通达脏腑气血、改善心理状态为目标,除预备式外,共整理了3种导引法,分别为举按转腰法、意念破气法、叩齿屏息法,并探讨其操作机理,从气功身心同调的角度加强对肿瘤的防治。

六步溪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资源考察

通过考察,采集到六步溪自然保护区大型真菌标本500余份,共计184种,分别隶属于43科,81属,其中有湖南省内新记录种53种.经过分析,这些真菌中有食用真菌50种,药用及抗癌的真菌31种,有毒真菌22种,导致木材腐朽及有利于枯枝落叶分解腐败的真菌63种,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的真菌39种.

气体粘度测量的低频振动法研究

介绍了作者自行研制的低频振动粘度计，阐述了其工作原理和测量理论，并用其对６０～１００℃、２．

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莆仙戏《王魁》、《刘锡》、《陈光蕊》考述

宋元南戏剧本流传于世者甚少,给今人的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然而,在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的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中,却完整地保留了一批佚失已久的南戏剧目。比如《王魁》、《刘锡》、《陈光蕊》等剧目,与早期南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是研究南戏十分宝贵的资料。通过对其考察与辨析,将为南戏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也可为南戏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

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 ,刘禹锡被贬谪朗州十年。他在朗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 ,表现了诗人贬谪后的种种心态。其中主要有三种 :坚贞 ,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愤懑 ,对造谣中伤 ,打击革新人士的权贵表现出极大的愤怒与不屈 ;豁达 ,在逆境中不消沉 。

接收而不接受——铁路知识的供给与刘锡鸿的选择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刘锡鸿都是晚清较早"接收"铁路知识的官员之一,但他却提出25条理由反对中国修筑铁路,从而以"不接受"铁路闻名于时。他的论据在于中国不具备兴办铁路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缺乏相应的经济与文化基础。对此,不能以"保守"简单定性,应当看到刘锡鸿对于西学知识的认真思考和理性抉择,进而理解近代国人在接收与接受西方事物方面的复杂性。

《艺概》风格论的阴阳辩证精神

对于《艺概》一书中的辩证精神,学术界一般习惯于用我们所掌握的辩证法去分析,而未注意中国自《易经》而来的辩证精神的特质。本文从成中英教授对中西辩证精神之差异的分析人手,以《艺概》中的风格论为主,对其中的“阴阳辩证法”作了一番讨究,意在指出;《艺概》中的辩证精神是自《易经》而来的“阴阳辩证法”的精神,而非西方自柏拉图始,完备于马克思的“冲突辩证法”的精神。

初盛唐文艺审美趋向——以刘希夷诗歌的接受为例

初唐诗人刘希夷的诗歌在初、盛唐经历了由受冷落到被推崇的接受过程。初唐诗坛以及盛唐社会对刘诗的评价相差较大,这一现象恰体现了初盛唐文艺审美趣味演变的规律,即由典雅靡丽、贵族化向雅俗共赏、大众化演进。而刘希夷的诗歌也正是因为顺应了此发展趋势而得以在盛唐诗坛获得相应的地位。

刘熙载《艺概·经义概》刍议

《经义概》是刘熙载《艺概》中专论八股文的一篇。刘熙载在论述时强调"文行并重",表现出卓越的批评眼光与研究方法,其中关于经义自身产生、发展的论述有较高的认识价值。《经义概》中还有很多关于经义写作的理论,对于文章写作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论刘熙载《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

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的散文思想相当丰富而独特。他论文宗奉“六经”,同时兼取陆、王心学;既强调文章的现实功用,又不忽视散文的审美特性;尊崇史传,却不排斥其他文章,主张文史兼济;对散文文体不作细分,详谈“叙事”、“论事”二法;提倡“法古”,同时重视文学的时代性与独创精神。

民间音乐在传承中的语境关系和群体行为分析——以富川瑶族二声部民歌“蝴蝶歌”、“留西啦咧”群体为例

在民间音乐"蝴蝶歌"、"留西啦咧"传承群体中,群体规范对群体成员的行为起着制约作用;在传承"蝴蝶歌"、"留西啦咧"过程中,群体成员自觉遵守其群体规范,尽可能地适应群体语境,努力把个体行为纳入到群体规范中,以减轻来自群体内部的压力;群体内部的压力往往是无形的,这种无形压力会产生群体内部成员的从众行为。

《基础写作学》二人谈

《基础写作学》是刘锡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个以"写作学"作为书名,对写作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构造起一个新的写作理论框架,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是一部守正出新的理论层次较高的现代写作学杰作。《基础写作学》突出地论述了写作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写作学的内涵和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阐发了写作过程各个阶段的实际内容、操作要领和方式方法;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有条分缕析的微观研究,具有鲜明的汉语写作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采,使全书有了堪称为"学"的品位和规模,被誉为"当代写作学的开山之作"。

一种对初始状态无严格要求的 Snake 类方法

在Ｓｎａｋｅ方法中，往往需要确定一个与待定轮廓比较接近的初始包络位置，否则很可能得不到正确的结果．文章所提出的膨胀Ｓｎａｋｅ方法仅仅需要在待定轮廓内部确定包络的初始状态，就可由此部分膨胀至整个区域轮廓，从而较大地扩展了它的应用场合．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