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

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列仙传》等书是不是“小说”,学术界久有争论。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汉代小说的实际状况出发 ,尤其是通过对作者在编撰这些作品中大量的改造、创新工作的分析 ,可以清楚地看出 ,刘向已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手法 ,并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这些作品具备了小说的特质 ,其中有一些堪称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精品。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论《七略》分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的目录学巨著。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首先合作完成了目录学著作《别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概括,并进一步吸取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想,进行改革创新,从而形成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目录学巨著———《七略》,它为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文化传统探论

西汉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始自刘交,终于刘向刘歆,代代相传,历久不断,对汉代政治、学术的影响深刻巨大。楚元王家族在学术文化上的突出之处,在于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刘向刘歆父子的治学道路,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逐步并出色地完成了西汉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融会诸子百家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古文经学派的显著发展。楚元王家族总体的学术倾向,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楚元王家族身为宗室,又深深介入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学政结合的特点,以学辅主的强烈政治色彩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影响力。综观整个西汉学术大势,与其他盛极中绝或无以为继的藩王学术相较而言,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学术文化第一世家。

刘向歆父子的校书实践与校理思想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文化事业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我国编辑史、编辑思想史上的"自由自觉"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官私的文献收集整理,还是编纂、典藏和传播,其规模和频次都是空前的。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应诏进行了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官方图书收集、整理和编纂活动。刘向领校秘书,亲校经传、诸子、诗赋,并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别集众录。刘歆子承父业,在其父《别录》的基础上编撰成《七略》。西汉的官方意志、文化思潮以及长期的校书实践,孕育了刘向歆父子丰富成熟的编辑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依经立义"、"包容会通"、"辨章学术"、"以类相从"等四个方面。刘向歆父子的校理活动和校理思想,在中国编辑史、编辑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刘向刘歆编辑思想评介——从《汉书·艺文志》透视中国编辑史的丰碑

从中国编辑的始祖——孔子以后,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编辑、整理图书典籍,在中国编辑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堪称历史丰碑。这可从《汉书.艺文志》中得到验证。刘向、刘歆父子所编辑校正的"六艺"、诸子百家、诗赋等,篇目明晰,思想宗旨详明而大观。各自极有针对性的评论,实为公允妥善之学说,为后世有关研究者树立了楷模。

论刘向、刘歆父子与文献传承

汉代刘向、刘歆父子领校图书,对先秦以来的文献首次进行全面的校理,形成传世文献的官方定本,构建了儒术独尊语境下符合大一统帝国需要的文献体系。通过目录著录,揭示图书信息;通过分类,分别、部次群籍;通过解题,发明图书旨趣;通过小序,书写部类源流。刘向、刘歆父子开创了建构与书写学术史的目录学传统,《别录》《七略》因此成为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典范之作。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贡献表明,杰出学者的组织与努力,是古代文献得以传承的关键因素之一。

钱穆与《刘向歆父子年谱》

清末民初以来,今文学派垄断学坛,刘歆伪造古文经几成定论。钱穆轰动学术界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即是针对这股学风而发的。该文以年谱的著作形式具体排列了刘向、刘歆父子生卒、任事年月及新莽朝政,用具体史事揭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有二十八处,凡康文曲解史实、抹杀证据之处,均一一"著其实事",开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径,在近代经学史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别录》、《七略》之编撰

史学家范文澜称赞:“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本文新考证继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后,刘向又在其地:汉天禄阁、石渠阁(西安历史文化遗址)编撰《别录》、其子刘歆在此继承父业、编撰完成的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编撰起止时间:约为“汉河平三年”(公元前二十六年)——“汉哀帝建平三到四年”(公元前两年到公元前三年);并对其校书及参编人员进行了新增再探——《别录》、《七略》的又几位参编者——班斿、王龚等。

刘向、刘歆文献整理中的史学批评思想

刘向、刘歆父子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的突出代表,他们的文献整理成果中包含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其中,刘向所撰《别录》,以书录的形式评析史籍,开创了一种史学批评的模式。刘歆所撰《七略》,以序文的形式考察学术源流、评论是非得失,在史学批评史上显示出特定的价值。他们开启了文献目录之书与史学批评的密切关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揭示、认识这种关联,对于拓展历史文献学家和史学批评的研究空间,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管窥刘向、刘歆对目录学之贡献

我国目录之学历史厚重,源远流长,始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受命整理皇室藏书工作,最后落实到编撰《别录》、《七略》两部目录学著作。刘氏著作的撰成开启了中国目录学之先声,对后世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开辟校雠学、创建解题式目录、首创图书分类目录、史志目录之源流等,功绩显著。《录》、《略》是今人研究中国古典目录学和目录学史必研习之重要经典。

汉代文史三大家的学术承变

汉代文史三大家:司马谈和司马迁、刘向和刘歆、班彪和班固,以其通达古今的学识和卓越的学术成就,侧身于西汉前期、后期和东汉前期学术领军集团的前列。司马氏父子发凡起例,首创纪传体通史、传记文学之先河。刘氏父子考镜源流,开启了大规模校理著录图书文献的范例。班氏父子继踪前贤,包举一代汉史,成为后世正史的"不祧之宗"。三家学术思想,不仅父子相继,承变有序,又因时变迁,各显异趣,以其丰富的内涵,再现了两百年期间汉代政治演变、文史并进、经学转合的历史轨迹。汉代三大家的不朽成就,于中国学术文化的推进与发展,影响至深弥远。

水稻机械化生产的发展趋势分析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目前农业机械化发展已取得了一定成效,水稻机械化进程取得较快发展,但仍存在农机、农机和农艺配套及农机社会化服务问题。因此,提出完善耕地权属体制、促进农机农艺融合、完善农机工艺、提升农机服务化水平等相应措施。最后,在"十一五"期间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基础上,对"十二五"时期加快水稻农业机械化蓬勃发展提出期望。

从六经目录学变迁看《周易》的思想史地位

西汉末年，刘向父子通过目录学的“类”、“序”特殊途径，正式确立《周易》为六经之首的正统思想学术地位。以《周易》为六经之首所形成的新的排序，不仅走当时经学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思想融汇交流的结果，也与孔子及儒家在当时思想领域的地位有很大的关系。既是“子学余绪”的挽歌，又是“独尊儒术”的新章。通过《周易》在六经中地位的变迁，体现当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思想融合大趋势，并表明了《周易》的形而上学建构才是它的地位在当时产生飞跃的根本原因。这是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长期努力的结果。

目录学正名

目录学有目录学与校雠学两个称谓,从刘向刘歆父子的目录学事业以及目录学的学科发展史考察,目录学仍应该称为目录学,以校雠学来称目录学是不恰当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其中还有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刘歆编定《山海经》及其目录学建树

刘向、刘歆父子长期的校书工作实践造就了他们在目录学方面的成就。刘氏父子留下的图书整理研究遗产至今仍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