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祥绥的方志实践及其理论

民国中期,薛祥绥通过编撰《西乡县志》,执笔撰写《论续修陕西通志稿》,参与编纂《城固续修县志》,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薛祥绥崇尚刘知幾、顾炎武的史学观,与章学诚、洪亮吉、吴宗慈、黎锦熙等方志学家有共通之处。薛祥绥认为志书为“国史之流”“学人之业”,应考据精准、详赡得当、求实存真、昭鉴民情,要体现新思想,与时代相适应,因时因事立言,不拘旧例,不存私见,而他的“今古俱详”、可取传言、叙论可以议论等说,与诸家又有不同之处。薛祥绥的理论和见解,对今人仍有研究和借鉴价值。

学术与世变:20世纪上半期清学史论述的形成与演变

基于不同时代的现实关怀,20世纪上半期的清学史论述亦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范式:清末章太炎和刘师培分别以汉代和明代两种汉人统治下发展出的学术形态为标准讨论清代学术,以彰显其在异族统治下的畸形发展,具有明显的反满革命色彩。民国时钱穆又将这一研究取向发展为从宋学角度考察清代学术,进而发展为余英时从儒学发展史角度讨论清代学术。同样,清末梁启超以西学为背景考察清代学术的研究取向,民国时也因学习西方民主、科学的时代要求,或发掘其科学精神,或强调其思想启蒙意义。

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形成刍议

中国古代史学经过漫长的积累,逐渐形成一套“言之成理”的理论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小到一个字、一个术语或范畴,大到一种言说模式,都传递着古代史学精神。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的形成过程中,经学的影响与子学的渗透较为明显。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零散到体系化,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先秦时期是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酝酿期,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是成长期,宋元时期是持续发展期,明清时期是成熟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于古代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它在表述上,言简意赅,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在意蕴上,同一话语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有差异,甚至一词多义、时代愈后内涵愈丰富;在精神上,它与中国文化的伦理性和资政性血脉相通。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在这个熔铸史学话语体系的关键时期,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同时从当代史学实践中提炼新的话语,为中国史学理论话语体系增添新的内容,这是新时代赋予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 ,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 ,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 。

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主体的素质修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梁启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为史家修养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学人作出了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史家修养论不断演变丰富,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章学诚的史笔论及其文论意义

史书书写具体涉及的笔法,既是一个美学的追求问题,也是一个文论问题。章学诚在《春秋》"五例"、刘知几"尚简""用晦"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书文辞要"清真"的书写美学原则。并从"文情"的畅达与神妙之境的追求,以及作家的性情与文辞的关系等方面深入阐述了如何达到理想的史书文本的问题。章学诚这种立足大史学立场的古文理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演进分析

文章从一个学科概念的命名及演进角度,梳理了从唐代刘知几"制册章表书"到清代章学诚"比次之书"——对档案文献编纂成果概念或名称的认知从无到有、从具象到抽象的不断深化过程。档案学界公认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集大成者。刘知几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是章学诚系统、成熟、完整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必不可少的基础。随着社会转型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馆服务受众由小众向大众转型,当代的档案文献编纂、编研成果必将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晚清民国时期“书法批评”观念之建构(1907—1931年)——以刘师培、梁启超、张荫麟为中心

20世纪书法批评的逻辑起点应属刘师培《书法分方圆二派考》。而在某种意义上,梁启超的《书法指导》更应该被看作一篇自觉的书法批评,是20世纪书法批评的真正起点。在梁启超的基础上,张荫麟的《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结合西方美学理论将书法批评理论加以深化,力图使其成为一门严肃的学科。至此,20世纪早期书法批评得以在借鉴传统和西方两方面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初步完成了自身的合法性建设。

“劉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歧异探析

“史法”与“史意”是章学诚的重要学术术语,是研究章学诚与刘知几史学异同关系的关键,也是把握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关键。本文从章学诚所界定之“史学”涵义入手,认为“史意”是针对一家著述而言,“史法”是针对馆局纂修而言,“史法”与“史意”能够体现出章学诚与刘知几的分歧所存。

试论“五四”前后学术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徴的史学思想为例

五四前后,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在不同的历史、社会境遇下,分别运用:佛教、新康德主义、《易传》等理论资源,对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思想景观,在深入分析这些思想家的批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刘知幾与章学诚史学批评理论中的几个共通面向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与刘知幾的《史通》在史文关系、史学批评原则与方法、史家自身修养上的总结达到了史学理论的共通面向,尤其是双方在秉笔直书、辨证史义、论世知人等方面的史学批评理论的互补与融合,为后世史学、史学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同时,二人关于"史学三长"到"史德"概念的发展衍变及对史家自身"天职"问题的探讨,不仅为史家自身批评素养理论提供了准绳,更是为后世史家不断反思和提高自身修养提供了参考标准。

传统史学的现代转换:从历史文章论看梁启超史学与章学诚的联系

章学诚论历史文章,主张"仍纪传之体参纪事本末之法",以"陶铸群言"为核心,逐步施以"决择去取""陶熔变化",并强调"情"之参与的重要性。梁启超则推崇以事为中心的"合传"体裁,论"史才"分组织与文采两部,"组织"又分剪裁与排列两个环节,"文采"则包含对情感力的阐说,处处体现出与章氏史学的联系。可以说,梁启超对历史文章的阐说展现了传统史学在新史学语境下的转换路径,为进一步评估传统史学的当代价值、探究传统史学现代转换的方式与方法提供有益借鉴。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梁启超有关章学诚学术地位的论断及其影响

梁启超关于章学诚的学术地位曾有诸多论断,不仅直接推动了章学诚研究的兴起,而且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式"的学术史论断及其学术遗产的价值不可忽视。

在“交流”与“对话”之间重建“家学”——以章学诚研究的接受史为例

自梁启超运用西方进化论改造"传统史学",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视域就成为了我们不证自明的参照系,中西史学由此走上同质化的旅途。在20世纪中西史学之间的互动和交错中,本文尝试以章学诚研究的接受史作为线索,辨析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考证主义史学、民族文化主义史学为主流的史学形态对章学诚接受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国际汉学界对章学诚的若干研究趋向,最终旨在日新又新的全球化语态中重建中国式的"家学",更进一步反思"传统史学"对于未来世界史学的可能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