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身邺下刘公干”现象考释

唐代小说《玄怪录》中县吏顾总生前为刘桢;同时代小说《纂异记》写刘桢、谢庄与鲍照同游;北宋黄庭坚在诗中写下“前身邺下刘公干”;清初魏耕认为“前身知得是刘桢”;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甄后》写刘仲堪是刘桢后身。这些小说、传说或诗歌构成饶有趣味的“前身刘公干”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刘桢才气过人,后世人们对他很敬佩;二是刘桢离经叛道,人们对他很好奇;三是刘桢创作优美,人们喜欢他的作品。

裁衣之喻:《文心雕龙》论文的语言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了大量的“裁衣之喻”。纺织制衣时描绘用料、剪裁、缝合等语言被刘勰用于评论文章,这反映了古人的形象思维,即注意到匠人制衣与作家为文的相似性。“裁衣之喻”体现了古代纺织技艺的生产经验向文学批评领域的渗透,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中国式”话语构建与学术表达的典型呈现。刘勰“裁衣之喻”的语言特色,建立在其“宗经”的思想观念之上并自成体系,一以贯之。

《文心雕龙·总术》论“文笔之辨”的意义

《文心雕龙·总术》相当重视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却在后代引起不少专家学人的困惑。从时代背景看,“文笔之辨”是六朝文学观念发展特有的产物,此前此后都不曾受到重视,后人读至此处难免会感到陌生与难解;从《文心雕龙》成书体系看,“文笔之辨”既是刘勰结构全书体系的重要原则,也是联结文体论和文术论的关键;从“文笔之辨”对《总术》的意义看,刘勰主要是为了强调“宗经”“正体”两大原则,以达到纠正时弊的功能,为下文谈“晓术”“研术”做好铺垫。

走向成熟的唐代游记文学

从中国游记文学发展史的视角 ,就唐代游记文学的演化历程与内在精神展开探讨 ,由此看出 ,唐代是中国游记文学的成熟期。古文运动的兴起与诗性精神的浸润共同推动着唐代游记文学的走向成熟 ,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游记文学的内在价值取向。从元结的前奏到柳宗元的高潮 ,以及与此相辉映的中晚唐游记创作 。

“四六”的定名及其意义:从柳宗元到李商隐

自柳宗元至李商隐,"四六"名称初步确立。李商隐《樊南四六》对"四六"名称的确定,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骈文的认识,也体现了李商隐融合骈散的意图。李商隐"四六"名称的确定在骈文学史上有着深刻的意义。

谢灵运与柳宗元山水诗之比较

通过比较谢灵运和柳宗元山水诗,可见二人在用笔方面都如工笔画,但在设色上有艳丽和清丽之分;表达的情感内容都是“寂寞心”,但表现在诗歌中又有贵族名士气和文士气之别。并由此角度看出柳宗元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继而揭示从晋宋到中唐山水诗演变的内在联系。

试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大家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思想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柳宗元认为 ,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 ,经世致用 ;传记作者的神圣职责在于敢于秉笔直书 ,以撰写一代史事为己任 ;在传记材料的搜集上 ,强调实地调查 ;而在传记文学的立传标准上 ,柳宗元主张拓宽传记文学的创作空间 ,并以一批优秀的人物传记实践了他对传记文的创新与开拓。

柳宗元公共园林营造思想的梳理及思考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贬谪永州与柳州期间,不仅游历观赏各处风景,还在任内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开发,亲自规划营建了多处风景区。对柳宗元这种自觉自发的公共园林经营建设活动的分析,将引导我们去寻求当前城市园林环境建设与自然环境建设相互协调发展的途径,同时对考核当代官员的政绩与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

刘知几与柳宗元辨伪方法论略

刘知几与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皆做出了重要贡献。辨伪方法上,柳宗元继承了刘知几于史实和文义等层面来考辨古籍真伪之路径,并在从源流、语言文字、古籍之著者考辨及伪书并非毫无价值亦有可取之处等诸多方面对古籍辨伪方法作了新的拓展。

论韩柳——韩柳哲学、政治、文学观之比较

韩愈、柳宗元同是中晚唐学界哲人,官场名宦,文坛巨子。在哲学上韩、柳互为论敌;政治上则有同异;文学上同为“古文运动”主将。韩、柳同开宋明学术之先河,韩愈推明“道统”,抵制佛教,巩固封建统治,符合当时统治者需要,其历史影响大于柳宗元。但柳宗元之哲学观和政治观又有长于韩愈。

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

发生在中唐顺宗时期的王叔文、韦执谊的短期执政,一直被当代史学界美化为"革新",然依据史实,王、韦的所谓"革新",实则有名无实,其政治眼光既缺乏远见,执政粗莽,且个人品质亦甚低下,其"暴起"领事,失败在不旋踵之间,是意料中事。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固锐于进取,但终因遇人不淑,且个人较少把持,年少轻狂、未识几微,一味盲从,终为其所累。柳一贬不起,郁郁而终;刘虽获永年,仕进道途亦从此一蹶不振。皆令人为之洒一掬同情之泪。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则是浓厚的王、韦"情结"和或激愤、或感伤的色彩。中唐另一文人韩愈因撰写《顺宗实录》,对王、韦新政及刘、柳多所批评,又长期被视作政治上的保守派。"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社会学";明乎此,我们方可对刘柳作品作出深刻解读,对韩愈《顺宗实录》作出正确评价。

“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论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

韩愈与柳宗元古文的“明道”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韩文追求以不落陈俗、特立无匹的精神艺术个性来发明儒道,其所标举的“陈言务去”,并非仅仅体现于语言的创新,而是反映了其古文创作追求鲜明艺术个性的基本旨趣;柳宗元的古文并不刻意追求自异于众的艺术个性,而是以兼容众长、归本大中的旨趣发明儒道。“明道”方式的差异使韩柳在如何学习前代艺术,如何对待骈俪之文等问题上,表现出不同的态度。韩柳的分歧源于其“道”论的差异,韩愈着力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与智慧的角度发明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孔子仁学注重主体之开启的理论追求,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对儒道之普遍性原则的探索。明道方式的差异在韩柳的古文艺术中有丰富的呈现,韩文善于以丰富的情事和生动独创的语言与艺术手法发明儒家的人伦之道,较少在义理上探幽入微;柳文则更富于思辨性。

柳宗元价值取向与旅游文化创建

柳宗元贬谪后致力于我国旅游文化建设,具体行为方式是积极探索发掘旅游资源、修建人文景观、景区规划整理以及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共总柳宗元的旅游文化创建行为,与其自然观、人文精神以及文人性格所决定的价值取向有一定关联。

论柳宗元与旅游文化建设

柳宗元为扭转朝钢遭降职贬谪 ,政治上的失意并未影响到其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永州和柳州两地带领当地居民克服重重困难 ,不仅开发了大量自然资源及修建了许多人文景观 ,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山水诗文 ,为中国旅游文化创下了不朽功绩。并且后人为纪念他而修建的各种建筑也都成为中国旅游文化的一部分。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柳宗元创作主体自得说浅论

柳宗元揭出儒学思孟学派、荀学、公羊学精髓,兼综释道文化,形成创作主体自得说,在多元文化与他者认同中,突破了创作主体的天定论、圣人决定论、语言意识形态神话,彰显出主体灵质的历时性轨迹,为士人审视主体生存状态提供了富有诠释力的话语。

柳宗元的千古寂寞——兼叙陶柳之辨

向来陶、柳并称。粗看起来,在诗境冲淡的一格上来说,柳确实有与陶相似的一面,但陶柳的相似只是表面的而非本质的,二人之间更多的是"不似"。柳宗元虽然"好佛",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济世的思想准则,他的逃避只是逃避苦闷,而并非现实斗争。实际上,正是由于不能与现实接触、斗争,才有了深刻的苦闷。他一刻也未能忘怀他的政治理想,这与更倾向于道家思想意识的陶渊明可说是截然不同。陶的人生观基本上是道家的,他从宏观的角度看待社会、人生,把人生放在宇宙中去考察,得出等生死、齐是非、同荣辱、混物我的观点,陶主动归隐,柳被贬蛮荒,所以在陶的诗里,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平淡自适,柳诗中却有着太多的无奈与幽愤。陶柳也有相似的地方:柳宗元的深于理想、执着于理想,与陶渊明的逃避与恶浊的现实相沉浮的坚定决绝很相似,都是一种对于人生观的执着、坚定。不过其内核一个是欲与交锋,另一个却是逃避交锋。后世诗论家对陶诗冲淡的啧啧称赞、对柳诗峭刻的不以为然,体现的正是封建文人面对现实政治的软弱性--惜哉,千载而乏知音,柳宗元的寂寞至今令人悲慨!

柳宗元与佛教关系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唐代世风及柳宗元一生活动的考察,认为柳宗元与佛教徒交往,替他们撰写各种文字,都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世俗功利目的的,是求自闻、求自适、助教化,而并非仅痴迷佛教教义、仪式,柳宗元好佛的目的主要是用佛。

论柳宗元的“德治”与“民本”思想及其渊源

柳宗元是唐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的“德治”“民本”思想，其源头是尧舜、孔孟之道．对儒学既有继承、扬弃。又有创造、发展，在中华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