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皇后生年辨疑

宋真宗皇后刘氏生年,在宋代史籍中有太祖开宝二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两说。因史书记载刘氏“在襁褓而孤”,故通过辨析刘氏之父刘通卒年、刘氏“年十五入襄邸”的具体年份,考知其当生于太平兴国三年下半年或四年初,于淳化四年或五年“入襄邸”,其明道二年崩时享年五十五岁或五十六岁,而非《宋史·后妃传》所称之六十五岁。宋代官史中涉及刘皇后生年诸记载之紊乱、抵牾的原因,可能为讳饰刘皇后初嫁龚美时曾有生育之事。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论刘宋时期嵇康形象的符号化及文化意义

嵇康名士形象的多方位立体解读与构建,主要完成于刘宋时期。陈寿《三国志》对嵇康记载简略,刘宋时期是嵇康事迹、传记撰写最为丰富的重要阶段。在刘宋时期,嵇康的形象更加固定,呈现出文化符号的特征。他们以绘画方式将嵇康名士形象可视化,以文学描写将其固定化,以“嵇生琴”等文学意象加以强化。相较于两晋士人对嵇康艺术的、审美的、毫无功利的、纯粹的欣赏与赞美,刘宋士人对嵇康的接受与理解则有其深切的政治动因。刘宋士人对嵇康的追念既是对现实的对抗,又是情感上获得共鸣与自我宽解、心灵寄托的需要,从而形成了嵇康的立体多重艺术形象及文化符号意义,影响深远。

刘宋对扬、荆、豫等要州的分合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扬州、荆州、豫州、南徐州和南兖州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教训,刘宋君主对这些要州格外重视,多次予以分割、合并。宋武帝和宋文帝对荆州和豫州三次分割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两次合并是为了征伐北魏。对南兖州和南徐州政区的调整是为了增强它们的实力,更好捍卫京师建康;其次是平衡它们的势力,让二者互相制衡。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多次对荆州、豫州分割也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荆州经过刘宋时期的多次分割,由宋初的31个郡变为11个郡,实力严重削弱,雍州的实力则是不断增强,二者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这对当时和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襄阳豪族与刘宋大明土断新论

刘宋孝武帝时,襄阳豪族的豪族经济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刘宋朝廷若要通过土断获得更多承担赋役的编户小农,只能从上游襄阳地区着手。大明土断中,主持土断的王玄谟极力迁就襄阳著姓家族的利益,而对当地土豪、流民强制著籍。“九品以上租”政策威胁到了襄阳著姓的经济特权,因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抗。大明土断后,四方民户的不断流入,襄阳豪族经济得以持续发展。襄阳豪族凭借地理优势,从丝路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

刘宋文学传播群体考论

刘宋时期,文学创作与传播表现出鲜明的群体化特征,与其特殊的时代与文化因素有关。文化权力与文学创作的交织,推动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官僚群体、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群体和以志趣为导向的文人交游群体的形成。三个群体自觉不自觉地提出各自的文学创作主张,并在创作题材、创作主题、审美风格上形成趋同性特点,表现出一定的流派意识,共同促进了南朝文学的繁荣。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文本转译的理论基础

在积极建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体系的背景下,以提供区域性的基础支持为目的,对区域性当代建筑进行以省域为单位的深入化、特性化理论研究。针对这种研究的路径,以及研究中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转译的理论基础展开探讨,借鉴微观史学的研究、叙事路径及诠释学、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以文字文本、建筑作品、建筑观念为研究对象的深入化、特性化研究路径,明确了建筑作品与建筑理论之间转译的诠释学、图像学基础。提出了转译中应注意的建筑图像文本的阐释具有多样性、图像文本的客体解读具有与主体信息不同的可能性、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的建筑理论诠释方式等三个问题,为以省域为单位的区域性当代建筑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路径,阐明了转译问题的理论基础。

刘绍攽《诗经》学阐释思想初探

刘绍攽《诗逆志》作为其研究《诗经》的主要著作,其《诗》学以“陶性情,劝善恶”的儒学传统诗教为要旨,中和汉宋二家,旁举博征清人论说,体现出汉宋兼采的审慎态度。同时刘绍攽以训诂音义来疏解文本表义,并以考据史实与探阐义理来挖掘圣人深旨,以文本语境与历史语境的双重考证来深化《诗经》教化育人、移风易俗的社会性功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解《诗》非“汉”即“宋”的偏颇之见。

从“形似”论探析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与绘画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发展至北宋,表现领域不断开阔,词人兼具画家眼光,积极把握各种风景,词也同其他文体一样具备“形似”特征。“形似”论在词与画中的互动阐明了这一文论的发展溯源和词画领域之间的“出位之思”。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借鉴绘画创作的视觉感知,仿若身临其境,其山水风光之词,镜头感极强,形似逼真;其都市气象之词,画面感扑面而来,巧构形似。在“形似”论的艺术审美风尚观照下,表现在柳永词中的审美追求为“了然境像,故得形似”和“词中有画,画中有韵”。

孝武帝出镇皇子府佐安排对刘宋后期政治的影响

刘宋孝武帝刘骏为出镇幼子挑选的府佐,主要来自自己的“代党”。在孝武朝三次大的战争中,这些人或为刘骏浴血奋战,或鲜明地表达了支持刘骏的立场,与孝武帝有着十分密切的故旧私恩关系。也正是利用这种密切关系,邓琬以报答孝武帝为由策划了子勋之乱。不同于邓琬为谋求私利,薛安都、崔道固、萧惠开和沈文秀拥护子勋,确实更多出自报答孝武帝恩遇的目的。孝武帝生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在他突然去世后,造成了中央的权力真空,导致权力分裂与斗争升级。刘宋后期皇室内部的斗争,一定程度上是孝武帝专制统治的政治遗产。

“唐宋八大家”与《中庸》的升格

在《中庸》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经”的过程中,中唐与北宋是两个关键阶段。在这两个阶段,涌现了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庸》都给予了一定的表章。中唐的韩愈与柳宗元,人称“韩柳”,他们主要关注并讨论了《中庸》的“诚明”思想。北宋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被称为“江右三杰”,欧阳修曾就《中庸》的性论批评过当时学界的空言高论之风;曾巩在继承欧阳修文论的同时,也引用《中庸》来解释《洪范》;王安石则很早就借《中庸》来论述过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三苏”中的苏洵对《中庸》只有零星的关注,但苏轼则专门写过《中庸论》三篇,苏辙也曾以佛解儒,用《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来解释《中庸》首章的“中和”思想。“唐宋八大家”因其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他们对《中庸》的关注与表章,在《中庸》升格过程中起到了强劲的助推作用。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宋元之际名将刘整反宋降蒙的原因探讨——以南宋政治生态为中心

关于刘整降附的原因,专门探讨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刘整降附事件是从事宋史尤其是南宋史、宋蒙(元)战争史(或称宋元关系史)以及四川地方史等领域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刘整反宋降蒙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与当时的南宋权臣贾似道、将领吕文德、俞兴等人发生矛盾,导致其在恶化的南宋政治关系格局当中的处境愈加艰难。贾似道主政以后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新政,在地方军事防御区的将领和军队中推行“打算法”,即审查驻边大将和阃帅的军费开支问题,并追缴赃款。这一举措使得刘整更加惶恐,导致其最终选择降附蒙古。在南宋末年恶劣的政治生态下,刘整的反宋降蒙之举是不可避免的。

《桐城文学渊源考》宋学旨趣溯源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旨趣首在推尊桐城文派,欲以一县之文经纬天下,是一部兼有师友录与道学渊源考体例的学术文献。刘氏传承家族儒学传统,推崇宋学并专精文献目录,系心于以桐城文学为核心的江淮地域文化,固守晚清遗民理念,并将道学置于文学观念之上。全书持论以宋学渊源为宗,以桐城派文人为阐释对象,以遗民心态观照一代学术,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时代系统梳理学术源流,保存旧观,在学术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经分今古与立学官私——常州学派构筑“今古文学”观的两条路径

清代常州学派中,最早重视“今古文学之争”这一事件的是刘逢禄、宋翔凤二人。他们分别从“今古文经之别”与“官私之别”两个角度,构筑了两种理解汉代“今古文学之争”事件的路线。刘逢禄指出,汉代经学史是围绕着今古文经之争展开的,其中古文经是古文学家为了批驳今文经而篡改的史学著作,而真正传承孔子之意的唯有今文经学。宋翔凤则以另一路径建构今古文学,认为二者出于官私之别,官私的背景令二者分别取法孔子与周公,而由于汉代所有经学均有官私之分,“今古文学”就成为可以解释两汉所有经学争议的重要框架。这两条路径分别奠定了后世对“今古文学”的基本认识,晚清学者所强调的今古文经文字之别、真伪之别、经史之别、官私之别、周孔之别,均发于刘、宋二人之滥觞。

大明三年王畿的设立与刘宋国家政治的结构性转向

刘宋大明三年设立王畿,涉及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调整。先秦畿服制度与江左王畿观念为刘宋设置制度化王畿提供政治文化基础。王畿的结构性功能为“内奉京师”与“外表众夏”,其内在逻辑为宋廷给予吴地优崇政治地位,以图深度汲取吴地经济资源。元嘉以降江北边镇经济、政治地位的衰退是王畿设立的重要原因,而设立王畿又意味着吴地以外地区地位的进一步下降,直接导致广陵刘诞之叛。大明八年罢废王畿的表面原因是东诸郡大旱,根本原因是吴地灾害频发,王畿在经济上无法闭合,宋廷为求取其他地区资源供给,无法长期保持优崇吴地的王畿称号。刘宋王畿虽存续时间短暂,却是南朝地缘政治长期困局的缩影。

论柳永词对《诗经》的接受与化用

《诗经》和柳永词在文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但由于存在雅俗分野,学界较少注意后者对前者的接受与化用。有宋一代,随着“诗话”这种文学形式的崛起,士人对《诗经》推崇有加,产生了向文学性回归和主体色彩介入的新变。柳永亦深受此风浸染,其词在意象、主题、用典、表现手法等方面,或直接、或间接因袭《诗经》章句、结构,体现了宋代文学在世俗性的回归。

被忽视的首倡者:柳诒徵及其唐宋变革论

长期以来,学界大多认为内藤湖南是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这一说法并不确切。柳诒徵才是近代史学体系规制下唐宋变革论的首倡者。在1902年编撰完成的《历代史略》中,柳诒徵就已对“唐宋变革”问题有着明确揭示,时间上远早于内藤湖南。此后他又在《中国商业史》中对“唐宋变革”问题加以重申,并在《中国文化史》中作了系统阐发。有证据表明,柳诒徵的唐宋变革论曾对陈寅恪和钱穆产生过影响。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柳诒徵在“唐宋变革”问题上的贡献长期受到忽视,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视中国学者的唐宋变革范式。

刘宋时期的《赋集》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南朝宋(刘宋)出现了三部《赋集》,分别由谢灵运、刘义宗和宋明帝刘彧编纂。魏晋以后辞赋数量激增使编纂《赋集》有了必要性,刘宋时期的国家典籍整理与私人校书、藏书事业的兴起,为文学总集编纂提供了重要材料来源。此时辞赋成为书写刘宋王朝合法化、荣耀化的重要元素,也能有效在政治生活中传递政治意图;晋末宋初崇尚知识的风气影响了辞赋创作及取士,是辞赋成为重要文体的可能条件。作为我国第一次出现的专门性赋体总集,刘宋《赋集》不仅为当时的皇室成员提供习赋范本,而且反映了时人崇尚丽辞的审美趣向,并在探索编纂体例、辨析文体、保存赋体作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