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鑫治疗咳嗽临证经验

刘鑫教授认为,咳嗽发病与肺、脾、肝功能失常密切相关,治疗时应注重调护正气、兼顾主次、因人制宜、治随证出,以止嗽散为主方,常随临床症状合用麻黄汤、三拗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柴朴汤、二陈汤、三子养亲汤、千金苇茎汤、桑贝小陷胸汤、血府逐瘀汤等方,个性化用药,疗效显著。本文总结刘鑫教授治疗咳嗽经验,附验案一则。

陆侃如“龙学”的思想倾向

关于刘勰对现实主义的态度,部分《文心雕龙》研究者浅尝辄止地表述了其肯定倾向,陆侃如则从“情”“志”“物”三者的关系入手进一步阐述了文学创作的主客观统一性与文学作品的认识性。关于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文艺理论界众说纷纭,在此基础上,陆侃如阐述了刘勰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肯定,同时给出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创作边界,提出形式要依附于内容,文辞要传达真挚的思想。

浅析黄元御“一气周流,土枢四象”学术思想

通过对清代著名医黄元御的代表作《四圣心源》中“一气周流,土枢四象”思想进行分析,结合其中具体的临床理法方药体系,进一步讨论以中土脾胃为轴、肝心肺肾为轮的动态圆运动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并与近现代受西方科学冲击所形成的“科学化”的中医理论形成对照。

刘勰与元好问创作观的相似性析微——以《文心雕龙》和《论诗三十首》为考察中心

刘勰与元好问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文心雕龙》与《论诗三十首》亦震古烁今。生逢朝代更迭之际,二人皆有匡正文风之心,创作观亦存在相似之处。一则刘勰“修辞立其诚”观与元好问“以诚为本”观皆对创作者的道德、情感作出要求;二则刘勰重道和宗经,元好问明辨正体和伪体,二人皆推崇合乎中庸的“雅正”风尚;三则刘勰与元好问皆力主骨峻风清、刚劲健直的“风骨”之美。使用联系与比较的方法探讨跨文体、跨时代的文论观,对刘勰研究、元好问研究及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皆有参考意义。

清代以来《文心雕龙·通变》研究文献考论

文章通过对清代以来《文心雕龙》译注本的考察,着重研究了纪昀、范文澜、周振甫、牟世金和陆侃如、黄侃、刘永济、马宏山、张长青和张会恩、童庆炳、黄叔琳等人对《文心雕龙·通变》篇所作的解读,对于其中一些观点不一致、不明晰之处进行对比分析,并从当代文学的视域出发,试为当代文学之“通变”作出一个合理的阐释。

论乐律与历法、度量衡相和合的古代观念

在中国古代,乐律、历法与度量衡被看作是彼此和合的学科。其中,前者是决定后两者的根本。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基于这三者中具有某种数字对应的关系,甚至乐律的参数可作为历法、度量衡的基本数据。加之,这些数字又与天地、自然和哲学中的某些数字神秘的纠结在一起,从而成为古人崇尚的文化观念并流传几千年。这种文化现象曾分别对这三个学科在古代的进步发展有过一定的影响,但从中也产生了伪科学,即候气说。在对此历史初步探讨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历法和度量衡起于乐律的渊源所在,并解答某些人的质疑。

刘向刘歆父子的学术史观

刘向刘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著《七略》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其中关于十家九流的区分,推尊孔学,视儒道为最高的观念,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源的哲学观,诸子相反相成说,诸子出于王官说等,都在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人进行古代文化研究,仍然具有理论价值。

为什么说“人性本善”——刘咸炘对传统性善论的现代总结

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炘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炘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六味通心颗粒对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重塑的作用

目的探讨六味通心颗粒对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重塑的作用及治疗心力衰竭的作用机制。方法选用Sprague-Dawley(SD)大鼠80只,随机分为空白组、假手术组、模型组、阳性对照组、六味通心颗粒低剂量组、六味通心颗粒中剂量组、六味通心颗粒高剂量组;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采用腹主动脉狭窄法诱导复制心衰大鼠模型,造模后4w开始给药,连续给药8w,测定各组大鼠治疗后血清B-型尿钠肽(BNP)、C反应蛋白、白介素6(IL-6)水平和心脏系数。结果空白组与假手术组相比心脏系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空白组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模型组与六味通心颗粒中、低剂量组相比无差异,与六味通心颗粒高剂量组相比有差异,与阳性对照组相比有差异。心衰模型大鼠血清BNP及IL-6水平明显高于阳性对照组。干预药物能够降低心衰模型大鼠血清BNP、CRP及IL-6水平,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六味通心颗粒可加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功能,能够减轻腹主动脉狭窄诱导心衰模型大鼠心肌肥厚作用。

《西京杂记》伪托刘歆作补论二则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为刘歆所撰,葛洪所编集;其二,葛洪所编集,并托名于刘歆。文章赞同第二种观点,对之作了补论:一、葛洪《西京杂记跋》于理不通、疑点重重,不可作为论证《西京杂记》为刘歆撰的依据;二、"辨《尔雅》"条与刘歆的小学观相矛盾,也说明《西京杂记》当为托名于刘歆之所撰。

刘向灾异论旨趣探微——兼论刘向、刘歆灾异论旨趣的不同及其成因

灾异论是西汉经学家刘向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思想之重要表述形式之一 ,这一理论内蕴的基本旨趣则是反对外戚势力 ,捍卫刘氏正统。刘向之子、经学家刘歆也好言灾异 ,但他的灾异论不反外戚 ,正统观念淡薄 ,言灾异而鲜与政治历史相结合 ,与其父的灾异论旨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彊、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边缘的视界:刘咸炘对进化论的批判

民国学者刘咸在上个世纪20年代撰文批判进化论,区分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站在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上指斥社会进化论不能被视作普遍有效无容置疑的科学真理,同时强调了进化不能等同于进步,并提出了"智进德退"的观点。刘咸的文化相对主义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并吸收了20世纪初传入国内的西方文化人类学观念,反映了现代中国的东西文化之争的深刻影响。

《春秋》“阍弒吴子余祭”条释证——续论《左传》的古本与今本

《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经文"阍弒吴子余祭"一条,参之以《左传》所记吴越之事,知其为一枚错简,被误编于此年。然三传均有传,故为《春秋》原本之误。此外,《春秋》原本尚有三枚记录日食的错简,故其必为依据史官记录而二次编纂的文本。因之可断《春秋》确为孔子之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余祭四年亦录有余祭被杀内容,但余祭之纪年却延续至其十七年,且《吴世家》亦明确记载余祭在位十七年。故知《史记》所据吴国史料与今本《春秋》、《左传》有同有异。逐年排比《左传》与《年表》,可知《年表》记事所据确为《左传》,但与今本有异。考之《左传》之流传,知今本为刘歆、尹咸所校之本,与司马迁所据古本应有不同。知此,则刘逢禄以来《左传》真伪、成书之纷争可息矣。

汉新禅代中的刘歆

刘歆为西汉王朝宗室 ,又为王莽新朝功臣 ,是学术造诣高深的经学家 ,又是将儒家理想制度付诸实践的改革家。汉新之际名儒贤达党附王莽者甚众 ,刘歆不幸被过多地关注和指责 ,应与此多重身份有关。其与父刘向在政治上非真正对立 ,二人的基本倾向应是一致的 ;其与王莽之关系 ,于汉新禅代之作用 ,于王莽改制之影响 ,也远不像传统认识的那样密切、那样重要、那样深广。用“不忠”、“不孝”指责他有失公道。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文心雕龙》中的作品有机论

作品有机构成论是中外文论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作品有机构成理论更是独具特色。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把文学作品比作人体构成,认为文学作品自身形成一个如人体一般的有机体,即它在内容上是统一完善的,在形式上是完整和谐的。这一比喻不仅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而且显示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学资源,对于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的文艺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