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会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选择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企业避税视角,为缓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一是政府应加大反避税措施,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遏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也应对税收负担过重的企业适当减轻税负的,将税负征收强度划定合理阈值,保证企业不因税负过重而影响正常的生存和经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并加快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效率,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防范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产生;三是企业自身应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并提高治理水平。

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本文基于中国246家商业银行及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探究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能否改善贷款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通过调节错配企业短期贷款金额、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进而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效应在资本市场融资能力较强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及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明显。文章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战略、管理及业务的数字化均可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产生影响,但前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探究商业银行数字化的微观错配纠偏功能,不仅有利于降低企业层面投融资期限错配引发的风险,也为进一步优化银企互动和挖掘商业银行数字化意义提供了新的证据。

国家审计改革与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来自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的证据

提升金融资源使用效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下深化金融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基于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试点背景,以2010—2021年省以下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国家审计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审计改革显著提升了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的使用效率,其影响机制主要为规范政府干预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干部人事、机构编制、经费资产管理的审计改革力度越大,对地方国有企业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提升效果越好。对处于低银行竞争度地区和低竞争度行业的地方国有企业,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地方国有企业而言,国家审计改革提升其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本文研究结论为释放和提升国家审计监督效能、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银企共同审计能否抑制短贷长投?

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如何提升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受到理论和实务界广泛关注。基于债务期限结构理论,检验企业与贷款银行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结果显示,银企共同审计缓解企业债务期限错配,抑制短贷长投。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正向调节共同审计与短贷长投的关系,且共同审计通过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渠道抑制短贷长投。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企业贷款依存度较高以及资产可抵押性较弱时,共同审计对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共同审计能够降低企业破产风险。本研究为共同审计师在优化企业债务期限结构,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提供了见解。

短贷长投是否会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

研究以我国A股2013-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对突破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性质、规模较小的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规模、投资效率和生产效率是高新技术企业短贷长投影响突破式创新的三个重要渠道。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制度缺陷是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短贷长投的原因。据此,政府应扩宽直接融资渠道,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深化银行业改革,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突破式创新。

“一带一路”倡议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促进还是抑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推动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走出去”企业的资本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上市公司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融资期限错配,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产权、主要节点城市的公司更明显;“一带一路”倡议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效应有助于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改善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优化公司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政策参考。

短贷长投、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2010—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短贷长投、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贷长投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当企业存在短贷长投行为时,高质量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扩大企业融资渠道、减少企业债务等途径,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对短贷长投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会更明显。

影子银行、内部控制与短贷长投

以2014—2018年度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规模与企业短贷长投呈正相关关系,即影子银行的发展规模越大,短贷长投现象越严重;而内部控制在影子银行与短贷长投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影子银行规模对短贷长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债务违约风险的提高是影子银行加剧短贷长投的重要途径。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短贷长投

当前数字化变革日益成为实体企业提高经营决策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章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的程度,证实了“决策优化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自身融资能力较弱、外部融资环境较差、公司治理相对薄弱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更为明显。文章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机制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框架,为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找到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于数字化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短贷长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以短贷长投为重要特征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对企业升级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以2007—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短贷长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作用机制和治理模式。结果显示:短贷长投会显著抑制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地,随着属性结构特征变化,短贷长投的影响展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成长期、成熟期企业有着较强不利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短贷长投会恶化企业财务状况、扭曲投融资行为,显著冲击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降低短贷长投负向冲击的重要保障,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因此,应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工具加强金融监管,改善企业投融资行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数字化转型在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会给企业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即数字化转型助长了企业的“短贷长投”倾向。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在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更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较大时更加明显,而较优的人力资本结构则有助于缓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经济后果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高了企业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本文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为企业加强风险管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为何短贷长投——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的解释

短贷长投指企业利用短期信贷支持长期投资活动,是普遍存在于我国企业中的一种投融资安排。既有文献发现企业投资、融资或会计政策等单一层面的企业决策会导致企业短贷长投。本文将研究视角拓展到企业整体层面的战略决策,发现企业战略亦是企业短贷长投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如果企业采取加强资源获取、降低代理问题、提高内控质量、减少违规等一系列举措,能缓解进攻型企业的短贷长投程度。本文研究有助于更全面理解我国微观实体企业层面风险积聚的原因,并为缓解企业短贷长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样本的多期双重差分分析

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企业短贷长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沪深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抑制了企业短贷长投问题,缓解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中介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分析师关注和提高市场流动性能够抑制企业短贷长投问题。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样本企业是非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以及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沪深港通”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为理解企业短贷长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实践意义;同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在微观领域的经济效果研究,为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纵深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短贷长投、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企业因金融市场中的长短期信贷资金供求结构不匹配,而加剧了自身的短贷长投行为。通过分析我国2011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发现,短贷长投虽可暂时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但会显著降低其全要素生产率。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则通过提高金融服务对用户的可达性、增加多元金融业务供给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加创新投入和减少非效率投资等途径,有效缓解了企业短贷长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且这种效应会因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地区金融效率和企业规模等因素而存在显著差异。各地区应加快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促进传统金融市场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短贷长投及其负面影响,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贷款期限结构和创新:中国微观证据

在借鉴金融功能主义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文章实证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地区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导向的贷款期限结构特征,对地区微观企业创新投入可能造成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稳健性的经验发现是:一方面,中国情景下金融机构中短期贷款导向的贷款期限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这就验证了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导向的风险治理机制理论假说在中国情景下的适用性;另一方面,我们设计了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特点的行业外部融资依赖性程度指标,发现了金融机构短期贷款导向的贷款期限结构,对外部融资依赖性程度相对更高的行业中微观企业创新投入所造成的负向阻碍作用,验证了金融体系的贷款期限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匹配理论假说在中国情景下的适用性。

金融深化改革与实体企业“短贷长投”

以利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为核心的金融深化改革可以极大地消除金融抑制导致的市场扭曲。本文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中国金融深化改革中的重要事件,即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于实体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深化改革降低了市场扭曲,具体表现为贷款利率下限放开显著抑制了实体企业“短贷长投”。机制分析说明,贷款利率下限放开促使银行间竞争加剧,扩大可供企业选择的资源范围,增加企业长期贷款的可获得性。异质性分析说明,贷款利率下限放开的政策效应在投融资期限结构失衡、银行竞争程度较高、融资约束程度较高、高企业成长性和固定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综上,厘清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对于认识金融深化改革如何向市场主体释放改革和传导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准自然实验,利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对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的企业创新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增加企业长期贷款规模来实现。同时,相对于融资约束较小、技术水平较低的企业,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金字塔层级、长期贷款配置与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基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已有文献考察了地方国企发展金字塔结构的动机,但并未关注这种动机发展的金字塔结构对资源配置及资源使用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01-2012年A股主板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发现在中国国有产权无法直接转让的背景下,金字塔层级因放权而减弱了政府控制,政府对地方国企的"支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均被削弱。具体表现为,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越多,长期贷款相对越少;这种长期贷款的减少程度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降低;但长期贷款使用效率却相对越高。这些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和银行监督、企业贷款需求两种竞争性解释之后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国企金字塔层级降低长期贷款以及提升长期贷款使用效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市县级国企中,在省级国企中并不明显。本文以中国国有产权下基于放权的金字塔结构的资源配置为研究对象,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金字塔结构的相关研究,其结论对认识中国地方国企金字塔结构和国企改革有参考价值。

货币政策周期与国债利率期限结构

以银行间隔夜拆借平均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利用2003年10月—2011年3月上交所国债数据估计出Nelson-Siegel模型的水平因子和倾斜度时间序列,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不同货币政策周期下货币政策变化对国债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货币政策从宽松周期转向紧缩周期时,水平因子变大,倾斜度变小。面对货币政策从紧的冲击,在货币政策的宽松期和紧缩期,水平因子的响应分别为正向和负向,而倾斜度的响应均为负向。

中国银行信贷对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分析

国内大量研究表明银行信贷渠道是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途径,但大多数研究考虑的仅是金融机构贷款这一总量指标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表现,更进一步的研究尚未出现。将中国的贷款总额这一指标根据还款期限分为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分析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冲击下如何进行信贷政策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中银行信用渠道的纵深研究进行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