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信贷发展状况、基本特征与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市场是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发展最早、规模最大的市场,在支持绿色领域融资、推动“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全球尚无绿色信贷的统一标准,国内外标准各有侧重。近年来中国的绿色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其规模、增速及占总贷款的比重均持续攀升。从结构特征看,其资金主要投向绿色交通运输和清洁能源领域,参与机构从大型银行拓展到中小银行。从变化趋势看,其政策目标从号召引导过渡到制度规范,政策重点措施从限制性转变为鼓励性,产品类别从单一化发展到多样化,绿色信贷市场逐渐走向规范和完善。但是,当前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在制度环境、激励约束、信息披露监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缺陷。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促进中国绿色信贷市场发展的四点建议:促进绿色信贷制度的完善,加大政策激励与支持的力度,加快数据与信息披露体系建设,加强全流程的跟踪监管。

双重资金约束下考虑碳配额交易的供应链融资决策

构建由生产和减排双重资金约束的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低碳供应链系统,针对银行借贷和提前支付两种融资模式,探究碳配额交易下制造商的融资决策问题,并分析了碳减排成本系数和碳交易价格对融资决策和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提前支付利率等于银行借贷利率时,无论是否考虑碳配额交易,提前支付融资总会给制造商带来较大利润,因此,提前支付是制造商的最优融资选择.当融资利率不等时,制造商融资方式会受到碳配额交易和碳减排成本系数的影响.碳减排成本系数增大时,融资规模、供应链成员利润均降低,而碳交易价格提高时,融资规模、制造商利润均增加.另外,碳配额交易会增加制造商利润,但会损害零售商利润.

企业避税会影响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吗?

选择2009—2020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研究结论,并基于企业避税视角,为缓释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一是政府应加大反避税措施,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遏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也应对税收负担过重的企业适当减轻税负的,将税负征收强度划定合理阈值,保证企业不因税负过重而影响正常的生存和经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并加快对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效率,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降低信贷成本,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防范投融资期限错配的产生;三是企业自身应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并提高治理水平。

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本约束视角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再次成为焦点。以2010—2021年186家中小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降低风险承担有显著影响;中小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经营效率和优化贷款结构,进而降低风险承担;资本约束对数字化转型降低风险承担的影响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测试,研究结果仍然成立。

正规金融支农能保障粮食安全吗?——基于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的准实验评估

本文利用2007—2016年县域粮食生产数据,以2009年开始试点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金融支农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发现:(1)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能够显著提高粮食的产量,且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对非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效应要强于粮食主产区。此外,该政策影响效果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逐渐减弱。(2)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的实施能够提高正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有助于缓解粮食生产的信贷约束问题。(3)进一步研究表明,支农金融政策的实施能够鼓励各地农业企业的成立,提高农业机械和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水平,但对于各地有效灌溉面积不存在显著影响。

互联网贷款助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互联网贷款具有渠道、效率、成本和信息四方面优势,与中小微企业具有天然的协同合作优势。基于“长尾”理论的基础,通过对互联网这一中介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可行性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中小微企业作为融资的长尾,互联网的存在就成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救星。但是,互联网贷款的发展也存在技术风险、信用风险、法律风险等传统风险,这就需要通过创新管控技术提升风控的能力和建立征信系统,提高服务效率等多措并举,切实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基于时间偏好不一致的最优关系租金与银企估值

基于时间偏好不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银企合作的关系贷款模型,模型中银行的最优停贷决策被视为一项实物期权。数值结果表明,时间偏好不一致性会导致代理人选择更低的违约门槛,但借款人的融资成本会更高。在项目估值方面,相比时间偏好一致情形,具有时间偏好不一致特征的银行和企业项目价值都大幅减少。此外,幼稚型和成熟型代理人对比结果显示,幼稚型代理人的错误信念能够抑制由于时间偏好不一致而导致的违约风险上升,并且能够降低最优关系租金,从而减轻具有财务约束的企业的融资成本。构建的贷款模型不仅丰富了银企关系型借贷的相关理论研究,而且指出在代理人具有时间偏好不一致的条件下最优关系租金(融资成本)更高,这从行为金融的认知偏差角度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释。

基于金融机构借贷与商业信用组合融资的双渠道供应链运作策略

双渠道销售环境下,研究上下游企业均存在资金困境时,供应链在三种不同的金融机构借贷与商业信用组合融资模式下的运营决策方法,并分析企业自有资金规模、借贷利率等对供应链运营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组合融资模式下企业资金约束困境得到有效缓解,且零售商所得利润可能大于其无资金困境时的利润。对比分析三种不同模式下企业利润,指出对零售商而言,当借贷利率相对较低时,其在“制造商金融机构借贷+延期支付”组合融资模式所得利润最高,否则,在“零售商/双边金融机构借贷+提前支付”组合融资模式下可能获得更多利润。而借贷利率相对较低时,制造商在“零售商/双边金融机构借贷+提前支付”组合融资模式下所得利润最高,否则,“制造商金融机构借贷+延期支付”组合融资模式占优。

政府采购是否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效率——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政府采购可以有效促进银行向企业投放信贷,缓解企业和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基于我国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对企业获取银行信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增加了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规模,优化了企业银行贷款的结构。就前者而言,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企业当季度获得银行贷款金额相对于未获得政府采购的企业平均高出约16.7%;就后者而言,企业当季度获得采购次数每增加1次,对应的非抵押贷款金额增加约4.8%,获得非抵押贷款金额占总贷款金额的比例提高0.39%。机制分析表明,政府采购订单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优化企业信贷:其一,使企业获得更多更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其二,借助政府采购订单融资平台缓解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高频次、小规模的采购订单和年轻企业,政府采购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更为明显。本文的结论凸显了政府采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具有有效配合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支持政策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

社会信任与家庭借贷可得

抵押和担保缺失使得社会资本越来越重要,社会信任作为核心的社会资本为缓解家庭借贷约束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信任度对家庭借贷可得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社会信任度能整体提升家庭的借贷可得能力,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影响对乡村家庭、低收入和低资产家庭更加有利,能够明显缩小不同阶层借贷可得能力的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提高社会信任度能够增强社会互助、提高借贷主体的社会地位,缓解社会排斥,提升家庭借贷可得能力。因此,资金供求双方要转变传统的借贷观念,重视社会信任的作用;同时也要加强社会信任文化和社会信用体系等宏观制度建设。

融资难与贵的迷宫十字路口:银企联盟的成效

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如何更好地满足企业融资需求构成微观经济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使用大样本实证回归的定量方法,研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程度,并且这种效果在民营产权、非集团控制、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银企联盟通过降低企业的“融资难”状况来缓解融资约束,经银企联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的企业市场价值和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同时,企业与银行建立战略联盟后存在更严重的“融资贵”状况,其需要以支付更高的贷款融资成本为对价,换取银企联盟成立后及时、稳定的信贷资金供给,即企业通过组建银企联盟来在“融资难”与“融资贵”的迷宫十字路口中权衡以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企业避税行为与多元化经营

避税和多元化经营都是企业的策略选择。基于2003—201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避税行为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影响,并且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拓展性分析。研究发现:(1)避税行为会显著抑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经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2)避税行为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抑制作用存在时间上的持续性;(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信息透明度低以及公司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这种抑制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4)进一步研究表明,避税行为通过增加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不利于企业多元化经营,具体地,避税增加了企业的银行贷款利率和成本,相对于长期贷款利率,主要是增加了银行短期贷款利率。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避税行为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的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可资本化下宅基地禀赋对农户异地创业影响研究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政策有助于发挥农户土地资产“产权经济属性”和缓解农户因缺乏合意抵押品而面临的融资困境。对于在城市中的农户而言,不仅能够有效利用其户籍地的宅基地,还能缓解其创业所面临的信贷约束。然而,当前关于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对农户异地创业的影响还缺乏深入的定量分析。本文基于2017年CMDS数据,综合运用多元Logit、倾向得分匹配(PSM)和分位数回归(QR)等方法,对宅基地抵押融资与农户异地创业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计量研究。研究发现:①相比非试点地区,试点地区农户选择创业的概率会更高,其中机会型创业概率又高于生存型创业;②同样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试点地区比非试点地区家庭月收入平均提高926.6元,试点地区内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比没有宅基地的创业农户家庭月收入平均提高348.74元;③随着宅基地面积增加,单位宅基地面积对创业农户收入提升的影响呈现出先减后升的趋势;④从地缘上看,单位面积宅基地价值从东往西呈现出先减后增的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通过调查研究和理论推导发现:前期征信评估和信誉调查是金融机构降低经营风险的重要保障措施。研究认为,宅基地抵押贷款对农户创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合理的评估和对冲机制有助于防范潜在社会风险,完善对农户创业的保险和支持政策,有助于降低农户的创业风险。

传统文化、制度变迁双重影响下的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特点使得中国居民形成了新的微观基础,铸就了异于"生命周期"式的"锯齿周期"式消费路径;转轨时期体制变迁引致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阶段性的消费行为。本文根据跨时最优选择理论建立居民消费函数的一般结构,获得在不确定性、流动性双重约束下的居民消费函数,根据时间序列分析得出结论:转轨时期的不确定对居民消费影响明显,不确定性每提高1%,当期消费将降低0.569%,借贷约束对消费影响不显著。

利率对我国房价调控效应的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表明利率对房价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房地产需求和供给对于利率变动反应的敏感性,但实践检验结论不一。为此,文章首先通过建立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从理论上分析了利率对房价的影响,然后基于我国1998年1季度-2013年4季度的房价和利率数据,采用协整、向量误差纠正模型和基于VAR的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手段实证检验了利率调控我国房价的数量效应。研究发现,长期中利率推动了我国房价的上涨,但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表明利率对房价上涨的推动作用有限;VECM估计表明短期中调整利率与房价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动态机制不存在,房价会进一步偏离其均衡状态,这意味着短期中利率对房价的调控效应更差,房价会进一步上涨。

资金约束条件下再制造商的融资策略研究

针对再制造商资金短缺问题,研究了原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策略以及再制造商的融资策略。在资金约束下构建了无融资时的竞争决策模型,讨论了再制造商初始资金水平对竞争策略的影响。研究了银行贷款和股权投资两种融资策略,探讨了再制造商的融资策略选择边界。研究表明:当再制造商初始资金短缺时,原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策略会受到初始资金水平的制约;当再制造商考虑融资时,其初始资金水平和风险投资方股权分红比例是融资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无论两种融资策略对原制造商与再制造商的竞争产生怎样的影响,股权融资策略使得产品售价更低、市场总销量更高,从而提升消费者的购买福利和再制造的社会效益。

获得贷款证缓解了农户信贷约束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克服了农户获得贷款证的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评估贷款证的获得与否对农户信贷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获得贷款证的农户信贷约束强度将显著降低43.8%,而拥有贷款证使农户在生产活动方面的信贷约束强度降低程度大于消费活动。在进一步评估获取贷款证对不同生产消费活动信贷约束的缓解效果时发现,获得贷款证对农户农业生产、做小生意、办企业、建房、上学方面的信贷约束强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作用,但对农户婚丧、看病的信贷约束并无影响。

信用约束、信贷调节与农民收入增长

整体而言,降低信用约束并不能实现农民增收,反而有显著的负面作用;但是,农户贷款量的增加和非涉农银行的信用约束降低均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财政支农、农户人均住房总价值和乡村人力资本的提高均能够显著推动农民收入增长,但是乡村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效应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男性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其系数仅略小于乡村人力资本系数,相反,女性人力资本却并没有成为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显著要素。因此,农村金融应该严格区分贷款和救助金,农村金融的改革应向着定位明确、职能清晰的方向前进,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必须明确。

村域社会组织与农户融资可得性——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域社会组织是农村融资场景下重要的“第三方机构”,强调并发挥其“助贷”功能有利于进一步释放金融供给能力。本文基于合约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方法,分析认为村域社会组织能够通过“发展”和“监督”两种功能影响农户融资可得性。在设计“融资需求、融资约束及融资可得性”这样一组能够完整反映微观层面供求格局的指标基础上,运用全国性的家户调查数据对正规贷款、非正规贷款以及商业信用这三类农户农业生产融资渠道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村域社会组织能够显著影响农户农业正规贷款可得性,且主要原因在于其提高了农户的贷款需求;第二,上述作用存在农民收入调节效应,村域社会组织主要影响高收入农户的农业正规贷款可得性以及低收入农户的农业非正规贷款可得性;第三,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村域社会组织的影响渠道存在差别,前者主要通过“监督”功能影响农户农业正规贷款可得性,后者则主要借由“发展”功能对商业信用融资可得性以及融资需求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