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中药材的方志文献研究——以《山西通志》为例

通过网上查阅国家图书馆数字古籍、数字方志等古籍特藏文献数据库和实地查阅山西省图书馆等方式,查询明清时期《山西通志》中有关中药材的记载发现,现存《山西通志》共10种,记载山西地产药材187种。通过系统梳理历史上山西地区中药材的品种、产地及分布等情况,为山西道地药材、优势中药材品种的挖掘、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提供史料依据,为构建“晋药”品牌体系,实施晋药品牌战略,提升山西省道地中药材影响力,为中药材领域的宏观经济决策、市场研判提供数据支撑和智力支持。

清中后期边疆地方志的土司书写与权力表达——以桂西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为例

道光《白山司志》与光绪《百色厅志》是清中后期桂西地区编纂的两部特色鲜明的地方志,修志者均对本地世袭土司予以突出记载。然而,由于时代背景以及话语权归属的不同,两部志书的土司书写又存在明显差异。王氏土司掌握道光《白山司志》的编纂话语权,能够在志书中对其家族形象加以建构和美化,以此巩固其世袭地位;光绪《百色厅志》由流官主导编纂,尽管志书同样对土官家族的功绩加以肯定,但其评价则较为客观,同时对于土官的罪行亦予以强烈批判,体现出修志者宣扬朝廷威严、加强改流地区社会控制的深层目的。无论是土官家族,还是朝廷流官,均充分借助官方政治语言,在国家认同的语境下,创造出自己需要的文本,地方志成为其表达话语权的文化资源,以及建构地方历史的重要工具。

康熙《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特点及价值

目前学界对黄德巽,胡承灏,周启先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存在争议,经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黄德巽等人编纂的《罗平州志》的成书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1718)。罗平地处西南边陲,文教不兴,无较多的文献资料记载,在这种情况下,黄德巽等人根据罗平当时的实际情况编纂了《罗平州志》,故该志可称为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其特色主要有云南军政长官为其做序,在兼顾汉志编纂传统的基础上又兼具罗平本地的民族特色,同时因罗平地处三省交界而又具有军事特色。康熙五十七年编纂的《罗平州志》作为一部清前期的罗平大全,在地方治理、保存史料和促进社会教化、罗平民族融合等方面有巨大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中的苜蓿考

方志是珍贵的史料,苜蓿作为重要的物产资源被明清时期的许多方志所记载,这对研究我国这一时期的苜蓿发展轨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我国华东、华北、西北和东北等地明清时期的方志为研究重点,应用考据学原理与技术,对103个方志中的苜蓿进行了考查和梳理,结果表明,明清时期华东、华北和西北都有苜蓿种植,共计15个省,98个县(府/州/厅),其中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尤为普遍。方志记载的内容广泛,例如记载了苜蓿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及其利用情况,人们利用苜蓿的宿根多年生性,种植三四年沃土肥田后,耕翻可使后作产量增加,利用苜蓿的耐碱性改良土壤后再种其他作物易于成功;河北方志中记载了清代河北种植的苜蓿有2种,即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苜蓿不仅是重要的草类资源,亦是重要的蔬菜资源,苜蓿不仅作为饲草,幼嫩的枝条也被用来食用,特别是在饥年苜蓿是重要的救荒食物。

方志著录致误分析——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方志条目为例

归纳了方志著录致误的三种类型:方志名称著录错误、方志纂修者姓氏著录错误、方志卷数著录错误,并以《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之方志条目为例,通过稽考辨正以分析其致误原因。

论晚清时期的方志学

晚清时期是中国社会激烈转折变动的时期 ,也是中国方志学由乾嘉之际初创至民国时期系统的方志学体系形成的过渡时期。晚清时期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些超越前轨的现象 ,修志观念、志书的内容类目发生变化 ,科学性有所增强 ;方志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深化了某些方面的研究 ,并加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明清南赣方志王阳明历史书写的时空形态及其变迁

作为成就王阳明学术与事功最重要的地域,当年南赣巡抚所管辖的赣闽粤湘交界地区的八府一州,其府志、州志对王阳明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时空形态。自明而清,对王阳明记载最多、增幅最大的是江西所属《赣州府志》和《南安府志》。对王阳明的称谓,明代方志的主要是"守仁",清代方志则大量称"阳明"、"文成"。但是,在南赣巡抚所辖之湖南、广东、福建的相关府、州方志中,则始终以"守仁"称谓为主。明清南赣方志对王阳明历史书写所呈现的不同时空形态,既反映了王阳明的活动及影响存在着客观的地域差别,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不同时期的士民对王阳明的情感、认识、评价存在着差别,这又折射出相应时代国家意志、社会思潮对同一人物认识上的变化。

清代安徽方志编修的热潮和成就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各级统治者的重视与倡导,清代安徽方志总体数量、普及程度有了空前发展,修志的组织形式较为完备,志书的种类开始定型,体例亦逐步完善,内容日见丰富,理论上总结前志,因时厘革,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门空图说》、《杂瑜地理》考论

在清代西藏,由于设县时间较晚,故府县志的数量极少。宣统年间段鹏瑞《门空图说》及程凤翔《杂瑜地理》二作皆初具地方志性质。《门空图说》涉及了今察隅一带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物产、民族、民俗、宗教等,是研究西藏东南部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杂瑜地理》记录了杂瑜地区的地理及此地区内的山川、形势、气候、津梁、关隘、路程及部落等情况。清代西藏的府县志极其缺乏,藏东南地区更几为空白。因此,有关方志目录应著录《门空图说》与《杂瑜地理》,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者也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近代化进程中云南地理志舆图演变

选取清代康熙至光绪朝200余年间的8种地理志中的云南舆图进行细致考察,探讨彼此间的异同,从舆图疆界轮廓、表现内容数量种类及符号化水平、方位比例准确性3个方面对比研究,发现其疆界观念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的转变;表现内容则越来越精简;符号化水平及准确性逐步提高。同时,横向关照明末至清末国家主流地图的测绘技术,认为清代云南方志地图的绘图风格演变是一个逐步近代化以及脱离方志风格回归主流地图的过程。

清代学术与诗话的专门化

清代是学术极为发达的时代,学者喜作"窄而深"的研究,许多专门学科皆蔚为大观。清诗话家们受此学风的影响颇深,使诗话的内容与体例日趋专门化,地方性诗话、断代诗话、专家体诗话、声律类诗话因而大行。这些诗话与清代方志学、史学、谱牒学、音韵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清诗话的专门化标志着诗话之体从总体上摆脱了"以资闲谈"的特质,具有了较强的学术精神,从一方面体现出清代诗学超越于前代的成就。

宣统《西藏新志》“地理部·驿站”的主要资料来源考

许光世、蔡晋成所编的《西藏新志》,刊印于1911年,是清代西藏方志中成书最晚的一部。此志"地理部"之"驿站"尽管也有一些新资料,但其主要资料来源是日本人山县初男所著《西藏通览》一书。在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中,对《西藏新志》的体例及资料来源、价值都应作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清中期以来西藏方志中边防重心的形成与迁移

清中期以来,我国西藏防御对象由廓尔喀转变为英国,边防重心亦由聂拉木转变为江孜。编纂清末西藏方志的有识之士,已然准确地预见到了这一重要转变。通过梳理文献,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当时我国西藏地区边防概况,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发掘清末西藏方志文献的重要价值。

清代中越边界广南府夷人构成研究——基于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考察

清代官方对中越边界广南府的统治力度逐步深化,根据《云南通志》《广南府志》《皇清职贡图》《伯麟图说》等地方志与民族图册的相关记载,这一时期广南府夷人种类日益增多,分支名称愈加细化复杂,既体现了当地夷人自身的发展变化,也反映出官方对当地夷人的认知演变。以侬人为代表的清代广南府夷人群体,对于今日所在区域的民族构成以及中越跨境民族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清代广南府多民族共生格局的产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缩影与体现。

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绘——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

一前言 方志与舆图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1）。两宋时期,方志体例逐渐定型,舆图由图经的主体变为志书的附录，之后文字内容成为方志最为重要的呈现面，沿袭传抄前志舆图的现象渐渐增多，甚至有些方志开始不附舆图。

光绪石印本《西藏通览》研究

《西藏通览》是由晚清留日归国知识分子和地方教育机构共同翻译印行的一部有关西藏的方志,其编撰时间、转译回国的时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之间的特殊关系值得我们思考。文章通过解析《西藏通览》认为,它以现代编纂体例突破了旧有体式,增设现代类目并对传统方志类目进行删减,体现了方志编纂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西学思潮影响下所做出的自我调整,展现了传统方志向新体方志的过渡形态;其中所保留的晚清时期西藏自然、地理、人文、风物等信息和英、法等国在西藏地区活动的记载,为研究清末区域史、民族史和治边史等方面提供了资料。同时,从《西藏通览》"中国—日本—中国"的转译过程中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翻译史和思想史的变迁。

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运行发展特点及医学人文精神管窥——以《光绪松江府续志》为中心

《光绪松江府续志·建置志·公建》载有清末上海地区诸多社会福利机构的相关资料。通过研究这些机构及其章程,发现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服务对象宽泛,同时呈现专门化发展的趋势,覆盖范围广泛,机构设置比较健全,规章制度也较完善。究其原因,商业发展为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清末动荡时局也催生了社会需求,而传统的慈善伦理则是产生这些机构的思想动力。进一步挖掘清末上海社会福利机构的医学人文精神,发现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也体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包括尊重生命,呵护被助人的健康,甚至出现动物伦理思想的萌芽;重视妇女儿童,相关福利机构占有相当比例;既关注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又注意尊重逝者尊严。

清代河南方志中的“八景”编修

清代方志的编修对“八景”的记载、传播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河南方志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地域上都对“八景”有较为完整的记录。通过研究河南各地区方志对“八景”的记载,深入了解“八景”从省到州府、县志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出:随着明代到清代大型官方方志编修体例变得成熟与严谨,“八景”被删除出河南省志甚至府志;与此同时,河南各州县为丰富地区文化、突出地区特色大量记载“八景”,导致清代“八景”记载出现重心向下转移的趋势。此外,清代河南方志“八景”所反映的不仅是地方景观,更是编修者的思想与社会历史影响的潮流。

乾隆《卫藏图识》的体例特点及资料价值

马揭、盛绳祖修纂的《卫藏图识》是清代一部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西藏方志著作,可称为乾隆后期西藏地方志的代表作。《卫藏图识》的体例不同于清代前期其他西藏方志,既非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也不是或不全是以事立类、横排门类的平列分目体。编纂此志是为了"西征之役"所需,便于乾隆末年清军入藏驱逐廓尔喀沿途考览与检阅,所以采用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体例。分析《卫藏图识》的资料来源,可看出其资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编纂者的调查为其重要资料来源之一,这是其书及资料具有重要价值的根本原因。此书编纂前已出现的西藏地方志与其他相关文献一样得到了编纂者的关注,说明雍正与乾隆前期成书、刊印的西藏地方志在西藏地区或川藏大道沿途得到广泛流传,对其后西藏地方志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

清末侨乡的珠玑巷认同——以五邑方志为例

清末五邑侨乡编纂的方志,受西学和时人构建"国族"热的影响,对民间流传的珠玑巷传说重新梳理使之逐渐官方化。在官民合力下,该传说渐成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伴随着五邑人的海外拓展,珠玑巷传说最终成为海内外广府人追溯祖先、认同祖国的文化象征,也成为联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