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的游记与诗人的成长——重读《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

拜伦在《恰罗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借助诗性的游记这种独特的形式和双重主人公并存的叙事策略,成功地将连续性的时间意识和片断性的空间感知融为一体,把早年对东方的空间想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身体—话语实践,将一次贵族式的大陆旅游变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追寻和精神朝圣之旅。全诗从多个方面反映了诗人在从中心到边缘、现代到中古的旅行过程中遭遇的身份认同困境,以及时空感知模式从水平移动到垂直提升的过程,显示了旅行—写作这种独特的身体—话语实践在建构诗人的主体意识,促进诗人人格成长中发挥的独特功能。

“狂欢化”视域下的“唐璜”

"唐璜"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形象之一,许多艺术大师都以"唐璜"为主题创作过艺术作品。本文试图以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浪荡子》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唐璜》这两部作品为对象,以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为基础,分析"唐璜"基因中的狂欢化元素:从纯粹肉欲的狂欢到理性自由意志的狂欢的升华。

先秦灾害问题述论

先秦时期见于史料的的灾害可谓层出不穷,既有水灾、地震及蝗灾等各种自然性的灾害,又有火灾及瘟疫等人文性灾害。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也积累了各种防灾治灾的经验,统治阶级为稳定社会也推出各种防灾举措,灾后更是通过推行一系列举措稳定民心、恢复生产,如借粮、节俭、同盟互助、拜爵及以工代赈等。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先秦时期人民的认知观念、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和各诸侯国的关系。当然,各种灾害也被视为士大夫收买人心、窃取国家权力的重要手段,一些商贾也借此而暴富。先秦时期的灾害问题事实上已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研究先秦时期的各种灾害、政治举措及诸侯国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胡适翻译拜伦《哀希腊》的报国思想研究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激励希腊人民反抗土耳其奴役的《哀希腊》诗不啻于一篇讨伐外族侵略者的战斗檄文,对于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而言,具有普适的借鉴价值与鞭策意义,故而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被有志之士不断译介。其中,民国初年远在美国留学的青年胡适继晚清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的译介之后,也在拜伦的译介史上增添了浓重的一笔。留美期间,胡适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目标是做国人的导师,引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航向,再造中国的文明,建立民主自由国家。把胡适1914年翻译拜伦《哀希腊》的事件置放在他爱国思想体系的坐标中进行定位,清晰地廓示出译者胡适蕴含其中的"执笔报国"思想。

媒介视阈中的译介与接受——论“报人”郑振铎的拜伦构建

作为"报人"的郑振铎(1898-1958)在其担任主编的期刊媒介《小说月报》上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1788-1824)展开了集约化的大规模译介。他秉持"为人生"的文学编辑出版理念,精心选题组稿,注重编辑内容,同时悉心设计栏目,讲究编辑形式,看重拜伦在云诡波请的近代历史风云之中能够对国民所起到的教化作用,借助《小说月报》这个媒介舞台,把拜伦建构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象征符号,用以提高民众觉悟,为拯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注入精神动力。

“拜伦式英雄”与“超人”原型——拜伦文化价值论

拜伦具有激情、放纵、狂暴、自尊、自卑、仇恨、反抗的心理秉性,这种心理秉性影响着他的文化人格的构成。他以＂自然人＂的率真狂暴地撞击有坚硬外壳的现代文明,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为了人性的解放对现代文明做出如此全面、深广、彻底的否定。他在文化人格上的非道德化倾向,实则是一种浪漫主义式的反文明倾向。拜伦通过＂拜伦式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西方传统文明之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怀疑与反叛,把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个人主义思潮推向了新阶段。拜伦倡导了一种新文化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与尼采的＂超人哲学＂有精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