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篇名论

1912年2月,承载蔡元培教育方针观的《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在沪宁杭等地报刊发表。百余年来,教材专著与文选全集呈现了该文的三个通行篇名。其中,“对于新教育之意见”由《申报》《民立报》《新闻报》等报纸版抽绎而来。“新教育意见”为1912年3月发行的《教育杂志》第3卷第11期贡献。“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的出现不早于1915年,与广被当代著述称引的1912年4月《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无关。报刊编者之规约、文章作者之重订、寻章引者之化用,促成百余年来《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通行篇名的应时之变。

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论略

作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逵在其事业生涯中积极关注职业教育，形成了深刻而前瞻的职业教育思想。其职业教育思想可概括为：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及人才教育并重，职业界应注重职业道德教育等。

论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的双重特质

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借鉴自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后两者经历了由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向普通方法论的演变过程。出版生活史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规模上遵循"小而美"原则;二是研究出版人群体或个案,并非单纯追求叙述的趣味性,而是要在生活细节中找寻关乎时代重大问题的答案,亦即福楼拜所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出版生活史研究范式既要从历史的脉络中回应时代问题,也要坚持生活史的批判传统,对压抑出版人的制度进行批判,彰显出版人的主体性。

中华书局管理者群体及其事业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构成了中华书局的管理者群体。他们之间的乡缘、学缘和业缘关系,既催化了管理者群体的形成,也推动了管理者群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延伸。这个关系网络以陆费逵为核心,以各部门关键人物为结点,为以重点图书出版和印刷业务拓展为代表的中华书局出版活动作出了贡献。

陆费逵的公关理念及其践履

陆费逵之所以能把中华书局经营成近代出版的重镇,离不开他对公共关系活动的重视。本文在综合分析陆费逵公关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探讨其政府公关、媒介公关、顾客公关和全员公关策略,以期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特别是为企业公关活动提供某种借鉴。

在商言商、文化本位:文化和商业的完美结合——张元济与陆费逵的经营理念

张元济、陆费逵的经营理念使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历经磨难而不倒,其影响及于当代、泽被后世。他们是商人,坚持在商言商,为了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而创办实业,为了企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开拓创新、招才引才,自始至终重市场、重质量、重诚信、重品牌,在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几经蹉跎而不离不弃,呕心沥血、死而后已,充分体现了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同时,他们又是文化人,都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扶助教育、传承文脉为己任,重视中华历史文化的积累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始终将自己的事业与国家社会相联系,充分体现了出版人可贵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情怀。他们重视创业创新,既有商业眼光又有文化情怀,将文化和商业完美结合的自觉意识对今天的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统知识分子的现代出版之路——以张元济、陆费逵为案例的研究

近现代出版业的兴盛是传统知识分子在乱世中人生道路选择的结果。作为两个典型案例的商务元老张元济与中华书局的创建者陆费逵,他们始终坚持教育、文化救国的出版理念,在20世纪上半叶的出版舞台上演绎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务实品格。

论近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

近现代杰出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在于出版企业家从属于民族企业家阵营,必然具有同时代企业家所共有的创新精神、合作精神、进取精神、爱国精神、契约精神、冒险精神、献身精神等。同时出版人的企业家精神也有其特殊性,那就是满腔的人文情怀和强烈的文化追求。出版企业家对出版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家精神的彰显重在行动。当今迫切需要继承和发扬近现代出版企业家以文化为本、敢于担当的精神,需要营造出版企业家精神回归和张扬的社会文化氛围。

传奇人生的不平凡开章——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早岁经历

中华书局创始人、杰出的出版家陆费逵先生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突变的年代,新旧思潮激烈碰撞。陆费逵在青少年时接受母亲的开明教育,并养成刻苦自修的良好习惯,其坚韧不拨、踏实肯干、勤奋好学的性格特征,向往进步、志向远大的思想倾向已初步形成,其善于经营的商业才干也初露端倪。本文介绍陆费逵青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并剖析这种经历对他的影响。

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他的职业教育思想以教育救国信念为出发点,来源于对中国社会与教育现实的反思以及对他国教育经验的批判性借鉴。陆费逵主张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在学生培养上重视职业道德、职业技术、基本常识和实习实践,并对女子职业教育给予了特别关注。深入挖掘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对新时代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探索育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

1908年秋,陆费逵进入商务印书馆,得到丰厚的待遇和地位。1912年元旦,他从商务"跳槽"而创办中华书局。对此,有的学者没有从历史事实出发,指责陆费逵"忘恩负义"、"暗中搞鬼"。笔者认为,只有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陆费逵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评判。

近代浙江出版家的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以陆费逵为例

出版行为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经营水平直接决定了出版企业的影响力和档次。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经营管理才能在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中较为突出,他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与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具体包括:差异化的产品策略、灵活化的价格策略、多元化的渠道策略、专业化的促销策略。陆费逵的营销策略表现出相当的经营眼光和责任担当,值得当代出版人学习借鉴。

陆费逵危机公关策略探析——以“民六危机”的处理为例

陆费逵在经营中华书局的过程中,充分注重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在危机面前及时采取有效的公关策略,使中华书局得以成为近代出版业的重镇。在应对"民六危机"的过程中,陆费逵有针对性的采取了应对措施,并利用人格力量重塑公众信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陆费逵的危机公关策略是中国公关业的历史财富,值得进行充分探讨。

清末民初教科书编写者的精神群像与现实启示

清末民初之际,我国第一批教科书编写者应运而生。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年代,他们湛深实学、博通时务、献身书业;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引领下,他们集思广益,编写出一批批优质的教科图书,成为乱世中有情怀、有思想、有行动的知识分子楷模。在专业高度分化和市场逻辑盛行的今天,他们务实求真的职业作风、忧国奉公的民族情怀和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仍应成为书业乃至各行各业学习的典范。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民国初期,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竞争创办了多种深受读者欢迎的优秀杂志,其中《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妇女界》、《中华实业界》等八种杂志风行一时,颇具影响,号称"八大杂志"。这"八大杂志"的创建,为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寻求正确的发展方向,在思想和观念上起了先导作用,是不可多得的近代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