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与指称:论鲁迅故乡书写多名目的隐秘路径

鲁迅在《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作品集中,创造了一个可称之为“故乡”的地方,有时直接给出地方之名“鲁镇”或“S城”,有时直接以“故乡”来称呼,有时却省略(或拒绝)给出一个称呼。命名是对空间的意义赋予、使空间成为地方的一种方式,便于作者展示所见世界之表面及地方与地方人之间相互建构的复杂关系,此外名称背后还有被作者隐藏着的复杂幽微心曲。本文针对鲁迅作品中这一独特现象,结合其杂文与书信,从三个角度揭示被“故乡”“启蒙”“批判”等话语遮蔽的复杂丰富的另一面向,即在以“吃人”批判旧物时隐藏在鲁镇中的眷恋与不舍,与二弟决裂后的被迫“看”清与舍弃,潜藏在S城中对弃医从文道路选择的游移与彷徨。

姚莘农与鲁迅的英译传播

以《天下》月刊原始文献为基础,系统梳理姚莘农在英语世界传播鲁迅及其作品的贡献。一是姚莘农向斯诺推荐鲁迅及其小说,并与斯诺合作翻译刊行,出版第一本鲁迅及左翼作家作品英译选集。二是协助斯诺采访鲁迅,速记完成“问题清单”并译成英文,帮助威尔士完成《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研究论文撰写,向英语世界传播新文学。三是在鲁迅病逝后,首发英文《我所了解的鲁迅》,高度评价鲁迅小说,充分赞赏鲁迅的人品,第一个向英语世界传播鲁迅是中国的“民族魂”,同时在《天下》刊发《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高度肯定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成为向英语世界传播鲁迅的中国现代作家第一人,奠定英语世界研究鲁迅及其小说的基本论调。

论路遥小说《人生》中的信天游

信天游作为陕北地域的文化表达与情感载体,兼有民间性与地方性,影响着陕北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精神、心理和气质。路遥小说《人生》就是信天游运用的重要范例。信天游作为小说的副文本,在《人生》中主要有三个作用:表达爱意、回忆联想、道德惩戒。这三层作用重叠在一起,构成了路遥小说《人生》的文化特色,加深了作品中人生道路选择的主题内蕴。

路遥小说的道德空间

路遥是文学上的道德主义者。他的小说叙事,不追求建造美学的大厦,而是竭力构建道德的理想国。他以虔诚的道德热情、诚挚的生活关怀、深沉的苦难思考,以及史诗式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朗润和畅而又浩荡澎湃的艺术世界。他的小说,灌注着其道德信念、道德激情和道德理想,是"以道德完善为目的"的关爱人、教诲人、鼓励人、重塑人的布道式文学。因此,如何定位路遥小说的道德书写,阐释其道德空间,成为路遥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问题。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琼瑶小说探析

作为一位当代著名女作家,琼瑶一生实践着"我写妇女:妇女必须写妇女"的文学使命。她把女性的生活、生命、情感体验作为自己所有作品的焦点,以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梦幻的乌托邦书写对抗了父权意识,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性,完成了对女性自我生存行为的思考和社会文化价值的判断。

城市·农村·中国革命:路遥小说解读

城市与乡村在路遥小说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从路遥小说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的深刻影响。"乡下人进城"是传统农业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路遥作品的核心情节,两者间的重合和矛盾反映出带有"革命"特色的中国现代化之路。路遥的乡村文学人物在"进城"过程中释放出的巨大情感能量、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和"城"与"乡"在他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都是中国革命特定历史进程和意识形态的产物。

论大众传媒对路遥小说的传播

考察路遥小说的传播情况会发现:路遥小说的传播凭借了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及网络媒介,涵盖了所有的大众传媒,媒体对路遥小说的传播与接受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除了媒介主动对路遥小说的传播之外,还在于路遥小说反映了现实生活,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因而路遥小说具有非常庞大的受众群体,被广泛而持久地阅读。

和谐:路遥小说的审美追求

在网络影视喧嚣、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当下,路遥的小说之所以依然深受读者喜爱,与路遥小说创作对和谐的艺术追求密切相关。路遥坚定于"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的和谐创作观,执着于营造真善美统一的和谐艺术世界。有意识地分析路遥小说创作中蕴含的和谐元素,必定会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启示。

路遥小说中平民意识的特点

路遥的作品在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的冲突悲剧中,透露出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入体察,以及对人的生存价值的深切关注,洋溢着浓烈的平民意识与平民情怀。这也正是其作品震撼人心并获得永久生命力的缘故所在。

鲁迅小说与空间蒙太奇

小说场景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空间形式,具有一定的完整性。通过画面与场景的剪辑来表现小说人物生活的片断,完成小说故事的叙述与主题的表达,呈现出不绝的、变换着的"流动映像"。鲁迅小说大量运用空间倒叙、空间插叙、空间并叙、空间断叙和空间跳叙等蒙太奇技法,构成了一个星状线网式结构,给人们一种非线性的"类链式"体验。

吃人的“公共领域”——分析鲁迅小说的另一种视角

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公众场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些场所交谈争论,传播各种信息,形成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现象。这些"公共领域"是愚人和庸众云集的地方,他们的言论既荒唐、愚昧,又残忍可怕,先驱和弱者在这里被迫害,被嘲笑,被奚落。鲁迅借此表达了他对保守、落后的社会及国民的愤怒和绝望。

从精神分析学视角探讨路遥的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

以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中主要人物和主题思想为例,紧密联系作者的生平经历,从现代精神分析学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认为其作品陷入了某种失败,而这样的失败又在中国当代作家,尤其是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由此,我们获得了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逐渐边缘化的某些原因。

以接受美学探析路遥小说魅力之源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文学作品的接受效果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意识。在文学逐渐为读者疏离的今天,路遥小说之所以依然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正是因为其既契合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心理,又以"召唤结构"超越了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接受美学角度探析路遥小说魅力所在,对我国当下文学的创作与接受不无借鉴意义。

论路遥小说的民间叙事

路遥小说具有丰厚的民间文化意蕴,主要表现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价值判断等方面,这一方面根源于陕北特殊的历史及地理位置,另一方面与路遥的经历及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有关。路遥与农村农民的密切联系和深厚感情决定了小说中的民间叙事成分,而对现代文明的接受又使其具有了超越性特征。

“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鲁迅与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国民性”主题系列研究论文(一)

鲁迅小说开创的"国民性"主题在1990年代后中国小说中得到鲜明的承续,两者都典型地表现了"微观政治"中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微观政治"是指存在于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兼有"国民性"和"人性"二重内涵,体现为人的心理结构中具有的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因子,具体表现为恃强凌弱、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缺乏爱心的兽性心理,揭示了人的行为所蕴涵的"动物性法则",它往往在"微观政治"中充当扼杀他人精神而非肉体的精神"杀戮者"角色,"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主题在1990年代后小说中频繁再现表明了"改造国民性"的艰难,世纪初鲁迅孜孜以求的"改造国民性"的重任并没有完成。

论莫言小说中的齐鲁文化因素及其价值

莫言的小说创作起源于他骚动不安的灵魂,更与他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息其间的山东高密息息相关。这种关系体现在文化范型上,即齐文化和鲁文化(儒家文化)及其相互渗透的关联上。齐文化的自由洒脱与鲁文化的道德固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莫言小说的一种内在精神张力和叙事结构,也是莫言对以齐文化和鲁文化为基本结构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小说叙事的艺术体现。

拟态 物化 丑化——论鲁迅小说身体书写策略

在鲁迅小说中,身体不仅是言说的对象,借以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而且成了言喻社会意识与权力话语的重要载体,也是了解鲁迅文学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鲁迅运用拟态、物化和丑化等叙事策略来描摹小说人物身体,深刻彰显隐含在身体话语中的人格精神、社会思想和文化内涵。

路遥小说中的母亲叙事

路遥小说塑造了当代文学史中经典的女性群像,但作为文学重要母题的母爱叙事几乎处于"空白",叙述中即使有母亲在场也处于"失语"状态。一方面作家客观地再现了当时社会女性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也是作家成长经历中缺失的母爱体验使然。作家笔下尖酸刻薄的城里母亲形象和宽厚朴实的农村母亲形象的塑造及作家的情感倾向是受到乡土情结的影响。

隔膜:鲁迅小说的人学主题

鲁迅小说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在他的笔下,人与人的"隔膜"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其包括先驱者与群众之间,先驱者之间,民众之间,男女两性之间的隔膜。鲁迅小说不仅从历史、现实以及人们的心理上探寻了造成隔膜的复杂原因,而且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展望了消除隔膜的美好前景。

鲁迅小说中社会环境的书写维度与内涵特征

社会环境是反映时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泛环境,鲁迅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书写具有真实揭露、大胆抨击、无所畏惧的主观意图,展示出"上流社会的堕落""下层社会的不幸""革命者的悲哀"等丰富的社会内涵。鲁迅小说中的社会环境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表现:其一,以具体空间环境反映人物活动的具体社会环境;其二,通过人物活动和人际关系反映整体的社会环境;其三,以人物心理环境折射人物精神状态以及人物与时代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