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兼说“兆”之异体

禽簋铭文中的“■”应隶定为“■”,释为“■”,该字亦见于周原甲骨文,与“■”“■”等同为表示“兆”动词形态的后起形声字。禽簋铭文记载的禽在东征之前“祝”的行为符合器主“禽”大祝的职业身份。“■”与鲁侯尊铭文中的“■”实为一字之异体,为系联两器提供了线索,禽簋铭文器主“禽”即鲁侯尊铭文之鲁侯,亦即初代鲁侯伯禽。禽簋铭文与鲁国初封直接关联,更与《尚书·多方》《史记·鲁世家》等文献系联,则可探索鲁国初封之年等信息。

论《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

本文从女性批评的视角解读《白鹿原》中三位女性的悲剧命运:鹿兆鹏媳妇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最后被父亲下重药毒死;田小娥因不甘于屈辱的境地,大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得罪传统礼教,惨死于公公之手;白灵所具有的独立意志与要求服从权势者意志的现代政治相抵触,死于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中。她们的死亡显示出剥夺她们生命的中国传统礼教与现代政治的共同阴暗面:它们都是权势者的工具,维护的只是权势者的利益与意志,蔑视和践踏的是普通人(尤其是女性)的生命与意志。她们的悲剧揭示出现代中国的真相:重视他人生命与个人意志的现代社会远未到来,女性解放还远未完成。

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

运用对比方法,探讨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之反向互补特性,认为创作立场、创作目的、时代环境、个性才情等因素之差异,鲁迅、赵树理笔下的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鲜明的反向互补特性:前者旨在救赎灵魂,后者重在观照问题;前者力求洋为中用,后者刻意古为今用;前者为形而上的描神,后者是形而下的画形;前者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悲剧色彩,后者洋溢出扑面而来的喜剧情调。鲁迅、赵树理所创作的农村题材小说可谓是物之两面,反向互补,异曲同工。

陆肇中教授治疗白塞氏综合征经验举隅

白塞氏综合征相当于祖国医学中的"狐惑病",病程缠绵难愈,多认为其与血热、湿毒有关。现代医学对其病因尚不明确。著名老中医陆肇中教授对此病有深刻的研究,用"陆氏凉血活血、清湿毒、化痰核通络、溶栓汤"治疗该病症,临床取得良好疗效,将陆老治疗白塞氏综合征病案作一介绍。

回忆的诗学:重读《朝花夕拾》

为了打破研究《朝花夕拾》的惯常思路,本论文选择以"回忆"这一心理学范畴来观察文本的内在矛盾,借此发现"回忆"是一个结构性的文本存在,并通过连续性、时空性和偶然性等特征来认识那富有"意味"的文本矛盾形式,从中感受和理解鲁迅这个中国现代伟大灵魂的生与死、爱与恨、挣扎与超脱。

殊途同归的民族精魂——对鲁迅与赵树理创作的一种比较考察

鲁迅和赵树理都关注农民的命运,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与其人格修养关系密切。他们对农民的共同态度是理解与爱。但鲁迅对农民的情感是复杂而深沉的,既批判劣根性,又寄希望于民众;赵树理对农民有发自本能的爱,他继承启蒙文学的主题,并力求实现互动启蒙。鲁迅表现农民的视角是立体的、多方位的,更具现代意识和世界眼光;赵树理立足本土语境的创作也已走向世界。他们在现代文学艺术探索上殊途同归,皆为民族精魂。

论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差异——以《阿Q正传》与《福贵》为例

悲剧与团圆、描神与画形、人物与故事分别是鲁迅与赵树理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异趣在《阿Q正传》 与《福贵》中可得到鲜明印证。

应当重新确认孙思邈的出生年份

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孙思邈出生之年的误判,导致孙氏晚生40年。实际上孙思邈在与卢照邻的讲话中已提供了他生年的干支,也就是隋文帝的出生之年——开皇辛酉(公元541年)。重新认定孙思邈的出生之年,不仅是单纯的学术研究,它还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啸亭杂录》版本比较初探

昭梿所撰《啸亭杂录》述及有清一代之掌故、制度、轶闻,足补官方史料之不足,其价值于史学界早有公允。现存《啸亭杂录》诸版本中,《续四库全书》影印天津图书馆藏本最接近原本,上海中国图书出版社宣统元年本忠于原本,但有后人校改痕迹。文海出版社影印九思堂本的文字与内容改刊最多,于原本相距甚远,难承昭梿之名。

赵景深与鲁迅交游考

赵景深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从北新书局交往开始,两人互为知己,互为补璧,在文坛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后人留下重要的文化遗产。

语言的“政治”:对20世纪40年代文学发展路向的一种考察——以路翎和赵树理为例

语言风格是作者个人文学观念和选择的反映,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取向和可能。路翎的"欧化"语言既是现代启蒙立场上深度剖析人物精神世界的文学观念的反映,又从语言层面上拓展了启蒙精神的表现空间。赵树理的"大众化"语言则恰恰是针对"五四"新文学"欧化"语言及相应的文学现代化路径的质疑与超越,通过"民族化""大众化"形式探索"反现代性"的文学现代化道路。

卢照邻生命意识对其诗歌的影响

卢照邻的诗歌,风格凄苦悲凉,意象孤独悲壮,生命意识无奈而绝望。他的七言歌行抒发情志尤其凄怆感人。卢照邻的诗歌创作深受其生命意识的影响。

论鲁迅、赵树理、莫言写作身份的建构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写作者身份的建构不仅是作者写作意愿的主动选择,也受到时代语境对作家的规约以及文学自身嬗变内在规律辖制。鲁迅一代小说家"启蒙者"写作身份的建构、赵树理"工农兵"代言人写作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及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身份的自我认领,揭示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写作身份建构的进路。作家写作身份的不同,为他们创作的主题选择、语言表达、修辞风格等,都带来极大的可辨识性。莫言把自己的写作身份定位于"作为老百姓",从而规避了道德崇高化带来的写作束缚,为文学写作的个人化修辞开辟了新的进路。

徐云虔《南诏录》佚文及其史料价值

向达、方国瑜、王叔武三位先生辑佚的徐云虔《南诏录》佚文反映了南诏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南诏前后政治制度的变迁和完善,也反映了南诏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反映了南诏对以唐文化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的吸收,体现了不同政权之间的制度文化的传播。同时,佚文反映了南诏对农业的重视,为南诏的军事提供了保障;也反映了南诏社会文化与现今云南某些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当时唐、南诏两政权之间的关系。

对陆华柏《红日照壮乡》的分析与思考——兼谈音乐创作之“为我所用”

近年来对现代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陆华柏及其音乐作品的研究日益活跃。《红日照壮乡》是陆华柏采用五重奏形式,以三部曲式结构为原则,运用随机模仿和声法写成的室内器乐作品。该作品体现了陆华柏在音乐创作过程所实现的乐器编制、结构形式、取材及手法等方面的"为我所用"。

《朝花夕拾》:文学的个人史(之四)——《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下)

《藤野先生》不同凡响的最大原因,应该是其中有着鲁迅弃医从文的自述,其次也许就和鲁迅的日本老师有关。著名的“弃医从文”在这篇作品中,只是“混迹”在了作者对于日本老师藤野先生的个人化记忆叙述中,更像是一种私人情感的表露方式。《范爱农》是悼亡之作,我读为作者的自伤、自悼之作。范爱农就是鲁迅的化身,友情、性格、时代、历史、命运……尤其是关于人性和革命的缠绕情思,尽写在了《范爱农》中。

邹鲁未刊稿述略

中山大学图书馆获邹鲁后人捐赠邹夫人赵淑嘉女士珍藏的邹鲁故物,其中包括了300多份信札、书画作品、剪报、唁函、唁电、挽词、遗产表、地契等未曾刊行的珍贵史料。2005年8月,图书馆着手对这批材料进行整理研究,至今已取得初步成果,完成了包括总体排序、分类编目、基本统计、原文释读以及内容注释等工作。

湖畔女作家剪影

本文介绍四位长期生活、工作在昆明翠湖之滨的女作家,她们都有坎坷的人生,但均奋斗不息,做出成绩。

从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到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论鲁迅与赵树理关于大众化的同异

20世纪30年代鲁迅提倡文艺的大众化,提出“别一种作者”和“别一种看法”的文艺。赵树理实践着这种鲁迅对新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确认,体现出了鲁迅所说的在大众化文艺创作中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必要性和先导作用。但在具体的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鲁迅始终坚守着对大众历史预设的精神启蒙立场,而赵树理则强调对大众现实关涉的“实”利守护立场。

重思赵树理文学中的“国民性”问题

赵树理与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有着很大的差别。鲁迅的农民形象中包含的对国民性改造的绝望,来自于对大环境的静止化理解;而赵树理切实地生活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所以塑造了完全可以建立社会主义式现代主体性的农民形象。从中国小农社会产生阶级及公共意识的可能、赵树理笔下的新式娜拉和阿Q形象分析、社会主义经验和东方小农伦理对赵树理文学的关键影响,可以窥见赵树理文学独特性产生的原因;也是从这些方面出发加以分析,赵氏打破了鲁迅的"国民性"魔咒,例示了新的底层文学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