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汉学家卜立德的周氏兄弟作品翻译及研究

世界文学与翻译的关系密不可分,从世界文学的角度透视文学翻译,学术视野会更加开阔。卜立德是当代英国著名汉学家,兼有学者、老师、译者三重身份。他翻译的鲁迅杂文文采出众,文学性与思想性双相并茂,对鲁迅的研究颇有深度;他翻译的周作人散文出类拔萃,令人称道,对周作人的研究见解独特。本文以世界文学为视角,探讨卜立德关于周氏兄弟的主要译著成就,彰显它们对于二人文作走向世界文学的推动作用,并藉此讨论作为民族文学的作品,在走向世界文学的历程中,译者的任务为何。

“小说模样的文章”:周氏兄弟与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塑造

从晚清的《域外小说集》到“五四”时期的《点滴》《呐喊》,鲁迅、周作人在各自著译实践的过程中着力于凸显现代“短篇小说”的文类意识,从而构成了一条潜在的观念脉络:其核心在于“诗化”与“文章化”的统一。这种文体间的渗透造就了典型的艺术风格,能够在抒发内心抒情意识的同时兼具外在的“写实”精神。“小说模样的文章”既承接了近代西方文艺观念的启示,也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资源的继承,它并不恪守固有的书写规则,而是着眼于获得自身与社会存在的关联性,这与周氏兄弟通过文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密不可分。鲁迅与周作人将“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型塑出来并导入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体现出二者在读写层面的呼应关系,本质上是现代作家在新文学认识装置作用下共同表达“立人”思想的产物,最终目标是为了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呈现。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有关古代县官,学界过去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此文则试图从乡村社会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解读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以雍正年间蓝鼎元任知县时审判过的案件为例,分析处在政治国家与民间社会交汇点上的知县,在鲜活的海疆乡村社会里所开展的社会控制实践、实际效果、局限性及其原因所在。

周代宫城制度中庙社朝寝的布局辨析——基于周代鲁国宫城的营建模式复原方案

首先研究了《周礼》所描述下的西周宫城制度 ,梳理后世几家重要注说 ,进行模式归纳 ;进而以鲁国都城为个案研究 ,寻先秦文献与考古线索作其春秋时期宫城营建模式的的复原方案 ,与前述《周礼》模式比照 ,认为在西周春秋时期宫城的复原研究中不应带有“左祖右社”之《周礼》习见 ,同时尝试提出中国西周春秋宗礼制度时期“择中立庙”的宫城 (甚至都城 )制度模型 。

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

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文化,周作人一生把日本文化当作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异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文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

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文学初期,对于美国local colour小说理论如何与中国文论对接与转换,在茅盾与周作人之间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后来被鲁迅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即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

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裂变--以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失和作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既定关系是预先设定好的,所谓“兄弟怡怡”便是人们理想中的兄弟关系。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传统社会的这种既有关系开始出现裂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传统社会所谓“兄弟怡怡”事实上是建立在“人”作为自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确认、个性意识没有觉醒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周氏兄弟失和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个人从家庭这一地理空间的羁绊中走出并最终确立自我主体性的历史必然,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带有某种普遍性文化现象。兄弟失和对周氏兄弟各自主体精神和主体情感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由此改变了他们两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文学世界的建构。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

1924—1926年间,正是五四与国民大革命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期,在外部环境遽变的刺激之下,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论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

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周氏兄弟在晚清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在《域外小说集》中,周氏兄弟审慎地选择了代表唯美主义、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世纪之交文艺思潮的小说作品,来践行以文艺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目标。《域外小说集》能够在1909年出版,与周氏兄弟之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在翻译领域的摸索和准备是分不开的。周氏兄弟的早期翻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3—1906年是裹挟在晚清译介潮流中的摸索阶段。在晚清译界登场以后,周氏兄弟大致选择了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进行翻译。1906—1908年是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酝酿阶段。在合作翻译《红星佚史》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文以移情"的翻译理念。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此时他们开始关注俄国文学。周氏兄弟最早关注并认真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是匈牙利文学。

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

谁是鲁国的始封之君 ,周公旦抑或其子伯禽 ?自古至今聚讼未决。今天的学者多主“伯禽封鲁”说 ,其主要依据为《鲁颂·宫》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两条材料 ,但这两条材料明显有可疑之处。“伯禽封鲁”说之所以影响大 ,盖由崔述的鼓荡所致 ,然而崔氏的考证远非一贯正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鲁”是“文之昭”,这是一条铁证 ,证明了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历史上 ,周公旦曾两次封于鲁。但由于他是武王、成王两代人的助手 ,所以两次受封均不曾就国 ,而是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 ,故有“伯禽封鲁”

“立人”之路的两种风景——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鲁迅与周作人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在儿童教育的看法上有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二人的思想渊源和个性气质的差异,使得他们在探索"立人"之路的过程中差生了不少看似细微而又显著的区别。试从理论基础、家庭教育主体、儿童教育的目标、儿童读物以及影响教育的主要因素等五个方面,来解析其中的差异。

“下去”与“上去”——“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复出的发生学考察

"五四"前期现代人道主义思潮与"人的文学"文艺运动均发端于周氏兄弟的"复出",他们自愿走出返归自我的精神"退隐"并转而投身新的社会改造运动,这一事件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考察促使周氏兄弟作出抉择的个体心理动因与外部思潮原因,探究他们的精神动机、思想演变历程,以及其抉择的真实含义与新的自我身份定位等,可以发现,1918年前后周氏兄弟受到两条重要思路的强烈触动:其一,"下去"即为"上去"的"尼采思路"为周氏兄弟提供了理论上的驱动力;其二,民初知识界第二次思想"陡转"中梁漱溟、蔡元培等智识者富于强烈道德自许、道义担当的思想行动,以及"一战"后新的世界大势的强烈冲击与启示,这些促使深受"中国问题"困扰的周氏兄弟最终作出投身社会改造的抉择,亦即他们的"下去"。

鲁迅与周作人新诗比较

周氏兄弟都积极地从事过新诗的创作,都为草创期的"五四"诗坛做出了不易的贡献。二人新诗创作数量虽不多,时间也不长,但却引领了新诗的发展方向。

长子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周作人

周氏兄弟在童年时期几乎共同经历了家庭败落、丧父等一系列人生遭际,承接着几乎相同的文化滋养,但由于他们在家庭中兄弟排行位置的不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长子的文化规约,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周氏兄弟在家庭中的角色意识、责任担当和人生体验的迥异,致使他们最终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

周作人与北大图书馆考论

周作人作为学者和翻译家,同许多名人一样,与著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周作人曾被蔡元培校长聘为北京大学图书委员会委员;曾被李大钊聘为书籍采购之顾问;抗战时期,为保护图书资料,周作人"应差"当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伪馆长",此段历史我们应做公正的初步探讨!此乃也是图书馆事业史不可割去的一部分。周作人家族中还有与图书馆(资料工作)有着不解之缘的人:儿子周丰一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数年;女儿周静子曾协助丈夫杨永芳主任组建了西北大学数学系资料室。

《苦闷的象征》与中国新文学关系考辨

厨川白村文艺论著自"五四"以来进入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学院文化、社会文化认识或接受的不同,看到鲁迅与周作人截然有别的认识和理解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等文艺论著具有独立特征,使之在中国新文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并显示出他与厨川之间的差异;他通过与俄国文学的联系,深化了厨川文艺论著蕴含的生存意志论、生命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独立形态和意义。

鲁迅、周作人的文学史论异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史涵论,蕴含着"人"(真人)的评史标准;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论带史,返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了"志"(感情)的评史标准。这两篇讲稿,虽各有治学路数,但都着眼于新文学的"当下"文坛,从不同方向推进"人"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