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杞”释说——兼辨《名医别录》之“榉”

《诗经》与植物“杞”相关的载记共有7处,同名异物的存在使得其整体类分与具体所指具有复杂性,诸家对此亦颇具分歧。综合观之,《诗经》之“杞”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四牡》《湛露》《四月》之“杞”,其为枸杞(Lycium chinense Miller);第二类是《将仲子》之“杞”,其指旱柳(Salix matsudana Koidz.);第三类是《南山有台》《杕杜》《北山》之“杞”,其是枫杨(Pterocarya stenoptera C.DC.)。《名医别录》之“榉”即为枫杨,《中国植物志》误将之释作榉树[Zelkova serrata(Thunb.)Makino]。

汉代三家诗的命运变迁

东汉是经学从神秘的荒野穿越而过走向人性自觉的时代。三家《诗》因其自身素质的不同,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本文阐述了三家诗在这个时代兴盛与衰亡的发展曲线,并分析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另一方面,三家诗均具有时刻关注着现实与政治的共同倾向,并且对经义的思考与理解都更加深入,但比之《毛诗》,毕竟缺少了点独立的经学精神,这样在《毛诗》的竞争与汉魏易代的巨大变迁中,很难顺时应变,于是迅速走向衰落。

汉代今文《诗》学兴衰探微

有汉一代,今文经《诗》学昌盛,齐、鲁、韩三家均立博士。时代的需要及三家《诗》学自身的特点是其兴盛的主要原因。然而,官办经学繁荣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学术危机,日益繁琐的师法家法严重束缚了其自身的发展,《鲁诗》的抱残守缺、《齐诗》的阴阳灾异、《韩诗》的“引《诗》证事”“微言大义”是三家《诗》衰微的深层原因。

三家《诗》流传情况考

齐、鲁、韩三家《诗》号称“今文《诗》”,在汉代盛行一时,终于东汉,并立学官,而《毛诗》不得立。后汉郑玄作《毛诗笺》,三家渐亡。古籍关于三家《诗》亡佚时间的记载有出入。实际上《鲁诗》和《齐诗》均亡于西晋,《韩诗》今天仅存《韩诗外传》。

关于卢琦《圭峰集》中与萨都剌等人相同作品的版权问题——兼论《圭峰集》的版本

元卢琦《圭峰集》所收诗歌与萨都剌、陈旅等人相同作品较多,历来皆认为《圭峰集》"误收他人诗作"。本文通过对《圭峰集》版本及所收相同作品集的著作版本的考证,论证这些相同作品的版权归属问题;同时指出万历本《圭峰集》"误收他人诗作"的观点不成立,而所谓的"传抄洪武本《圭峰集》"则是"有意作伪之书"。

班固《诗》学渊源试论

班固在汉代《诗》学存在今古之争,同时官方学术又重视家法的情况下,并不为一家一派之说所拘囿,对三家诗和《毛诗》博览通习、兼收并蓄。班固《诗》学的这一特点,与汉代学术的一些发展趋势密切相关,既是对日见蠹坏的汉代官方今文经学的反动,同时亦与当日颇为兴盛的"通人"之学相呼应。

秦汉时期齐鲁贵族迁徙关中考述

经过秦汉时期的10余次移民,大量的关东移民被迁入关中地区。在迁徙的人口中以六国贵族后裔为主体;六国贵族后裔中,齐楚两国是主体;齐楚贵族后裔中,齐国诸田是主体。同处于齐鲁文化圈内的齐国诸田再加上齐国诸姜、鲁、宋、邹、卫等国移民人口在迁关中的移民中占了绝大多数。迁徙手段主要采取政令强迫,同时也以赐钱、赐物、赐田宅以及免除赋税等优厚的经济利益以诱惑;迁徙的目的主观上起到了增加关中人口、充实诸陵邑、加强对旧贵族势力控制的作用,客观上发展繁荣了关中经济,促进了东西部文化融合,尤其是奠定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

《毛诗》晚出四证

《毛诗》晚出,这已是诗经史上不争的事实。但《毛诗序》、《毛传》晚出于何时?晚出的原因何在?证据是否确凿?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深入的研究。为此,本文拟对《毛诗序》、《毛传》与《礼记》、《史记》与三家诗的关系,对《毛诗》学派的发展流程作较为全面的考察。

三家《诗》论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探析

汉代三家《诗》在继承先秦《诗》论的基础上,用各自独特的《诗》说方式,实践和发展着先秦文论思想,并与汉代的整个文论融为一体,在中国传统文论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它在我国传统文论的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作用,都最终影响到了传统文论的定型,都是在文论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

古代儒家成系统的诗论 ,出自对《诗经》的解读 ,较早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四家说诗互有异同 ,但无论是讲诗言志 ,或是以比兴言诗 ,还是谈风雅正变 ,都以“美刺”为一贯之宗旨。这成为汉代诗学思想体系最显著的特征 。

今文《诗经》之《齐诗》传授考

有关《诗经》中《齐诗》的传授情况,前贤今哲的相关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经学专著只有简略的、仅列人名的传授表,俱无考证内容,且彼此说法不一。根据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以整理出来的《齐诗》传授情况如下:始授者为辕固生;第二代传授者是通五经、明阴阳的夏侯始昌;第三代传授者是开创了用专著来授徒的后苍和孙氏;第四代传人为匡衡、翼奉、萧望之、白奇,他们大都身居高位,使《齐诗》发展达到了最高峰;第五代及以后的传人主要分三个群体:与王莽关系密切的满昌及其弟子张邯、皮容与马援;受到王莽重视的师丹及其弟子班伯、班固;见证《齐诗》由盛至衰的经学世家:伏理及其弟子。

《安阳好》作者考辨——兼论宋代风土组词

《全宋词》初版将《安阳好》九首中归于韩琦,再版置于王安中名下,从文本角度解析,《安阳好》非韩琦所作,归属于王安中是可信的。《安阳好》属风土组词,何谓风土组词:首先有明确的地域指向;其次吟咏内容为地方风土,包括景观、风俗等;再次以组词形式出现(三首以上),或非一时之作,但词人以同调或异调创作数阕。宋代风土组词多咏南方风土,以令词为主,语言不避俚俗,体制上类于说唱的鼓子词。

吴均诗歌渊源考及其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吴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吴均体是什么"的争论上,而对其诗歌渊源等问题讨论不足。吴均从汉魏、晋宋、齐梁诗歌中多方接承,转益多师,终于形成其诗歌的独特风貌;其诗歌能够将"表现"与"再现"结合是其诗歌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清代阮元的三家《诗》研究

阮元的《三家诗补遗》是清代较早的三家《诗》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在王应麟《诗考》的基础上多有补充,二是提供了关于三家《诗》派别划分的诸多方法,尽管这些方法多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但给后来的三家《诗》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

陆游研究札记之三

陆游洞悉科举的弊病,由此而厌恶充任监试官;入蜀时写了思想风格完全不同的《入蜀记》和入蜀诗;尤其是对宋代的《农器谱》给予了热情赞扬与高度评价,显示了他的重农思想。

由《别录》到《四库全书总目》看目录学的发展流变

本文对《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我国目录学史上重要著作进行介绍对比,以此理清汉代以来我国目录学在内容、体例、分类、结构上的发展脉络。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辨正

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唐前诗歌的集大成之作,嘉惠学林实多。由于工作条件限制,加之卷帙繁重,且以一人之力编成,书中无可避免地存在某些疏漏之处。近四十年来,学界关于该书的研究已涌现相当可观的成果,尤其在增补遗漏作品、考辨误收篇目、订正作者小传、商榷编撰体例、揭示校勘失误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然仍有不少失误之处尚待清理,如重复辑录、文献来源有误、误收作品、误收唐诗、文本脱讹。鉴于此书在唐前文献中居于核心地位,故略做说明,或可为其进一步整理修订提供若干参考。

齐鲁士人与两汉地方教化

两汉时期,众多齐鲁饱学之士以行政官员、民间儒者的不同身份,通过兴学传经、隆礼倡德、移风易俗、家庭教育等不同方式开展教化,对统治的巩固、社会的稳定、文化的传承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