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初探

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 反义词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略显薄弱, 特别表现在理论方法及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上。反义词应是同一语言、同一历史时期, 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对举关系, 在一个或几个义位上相对或相反而词性相同的词。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应从专书入手。古汉语专书反义词的判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借助文例判定; 依靠注释及书中的有关解释判定; 联系整部书的用词进行判定。通过古汉语反义词的研究, 可以了解一个词的多义系统, 了解常用反义词的发展演变, 还可以补大型语文工具书之不足。

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

王充与《论衡》在现代学者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不少清代学者对该书却非常冷漠,他们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与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被视为毁谤圣人的悖逆者;加之乾隆皇帝明确表态,将王充和《论衡》在政治上判了"死刑",致使《论衡》在清代,既无善本,亦无一个完整的校注本。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研究方法与原则问题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归组可使用"系联法"与"参照法"相结合以归纳同义词的方法;在进行研究时应研究并展示归纳出来的全部同义词组,举出例证,在此基础上描述专书同义词的使用情况并揭示其类型、特点及规律;研究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只能尽量做到"穷尽",而无法真正做到"穷尽";在归纳同义词时应遵循从宽的原则,这样才不会将有价值的东西遗漏掉。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论衡》中联合式复合词的语义构词研究

以往对古汉语联合式复合词的分类,主要依附于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多根据组成成分的结构关系进行划分,这种情况对于构建汉语词汇学系统是不利的。现拟就《论衡》中的联合式复合词为例,从词汇学角度入手按照复合词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分类,希望能为以后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衡》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本文从同义词与反义词的融合使用，相关同义词的汇合辨析，同义词对用，单音复音同义词交替使用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论衡》一书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衡》语义训诂对《汉语大词典》的补释二则

汉语史专书语义训诂是词典释义的重要依据。利用对文、连文以及语能解释功能训释语义可探求字、词、词组的真实含义,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此种训释方法,可知《论衡》中的"利害"是化害为利的意思,"伍伯"就是五霸,"季孟"应指季孙氏和孟子,可以此改正、补充《论衡》旧注、句读中存在的问题,修正相关的译文,并纠正《汉语大词典》在收列词条、分立义项、列举书证及释义等方面存在的疏误。

《论衡》训诂术语初探

东汉王充《论衡》中保存有丰富宝贵的训诂资料,对于《论衡》文本的解读、训诂史、训诂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训诂术语角度对《论衡》中的训诂资料进行研究,初步得出《论衡》训诂术语的特点及用法。

论王充对孟子的非难与褒扬

在《论衡》中,王充一方面专设《刺孟》篇,非难孟子为空谈无征之人,为不懂谦让之人,为自相矛盾之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其他篇章中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是一个为儒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一个可以与孔子并称圣贤的人。既贬又褒,且重在褒,这不仅开单篇非难孟子之先河,而且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汉代孟子学的发展,在孟学史上和儒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

在王充作《论衡·龙虚篇》以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与传说。《论衡·龙虚篇》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雷为天取龙说、龙之神性说而立龙之物性说,对龙进行了重新界定。王充《论衡·龙虚篇》对后世志怪、奇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龙王居水中、物之长者为精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以及当代奇幻文学的创作之中。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

专书词语与《汉语大词典》比照研究的价值

利用专书词语与《汉语大词典》的比照研究,能够发现和纠正《汉语大词典》存在的问题,为大型语文词典的编纂、补充和修订提供借鉴,完善辞书编纂理论。发现的问题主要分为四大类:词条设立问题;释义问题;书证滞后;其他。

《论衡》征引“道家”类文献新探

遵照《七略》《汉书·艺文志》图书六分法,参考近百年汉代出土文献研究成果,以文献文化史视角梳理《论衡》所见“诸子略·道家类”典籍,藉此鸟瞰王充的知识来源、阅读视野。将《论衡》征引的道家类文献细分为王充“读过”“可能读过”“虽曾谈及而实未征引”三类,指出上述文献对《论衡》话语表达、学术建构的影响。同时,对前人《论衡》引书研究中的疏漏,随文补充与修订。

从《论衡》看东汉思想家王充的民族观

《论衡》是一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哲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在《论衡》中包含着作者王充丰富的史学思想,民族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同源共祖的起源观、四夷宾服的一统观、以夏变夷的夷夏观等三个方面,对王充的民族思想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深化王充的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拓展对王充思想研究的领域,对于了解东汉初年的社会现状和学术思想走向也有积极意义。

王充教育经历新证

王充幼年习业乡塾,接受了典型的汉代经学教育,其所习典籍及藉由经学训练而形成的基本知识结构与东汉的王公贵胄、知识精英、底层胥吏并无不同。王充确曾赴京师洛阳研修《论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而非在郡国的经学教育机构学习上述典籍。王充与班彪、班固过从甚密,《论衡》不仅常引二人言论、行事以为论据,且字里行间充满温情,"王充系自学成才""王充不曾师事班彪"等说法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