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The Wisdom of Confucius

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历经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反文化"运动和现代性的冲击。他的译品,就犹如他的创作一样,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色彩。林语堂通过通俗的艺术方法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由林语堂编译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文名《孔子的智慧)》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对促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The Wisdom of Confucius的编译内容、林语堂《论语》的英译本都具有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

英译本《论语》关于“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目前《论语》关于“兴于诗”章仍存在诠释的争议,古今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注解,同时该研究缺乏对海外英译本的关注。至于此章的分析,无论英译本《论语》亦或是古代注疏都缺乏整体观的视野,局限于方法义角度,缺乏境界义的视角。借助理雅各、韦利、庞德、安乐哲的代表性《论语》译本去分析“兴于诗”章,突显该章的矛盾,利于对该章在境界义和方法义上的诠释及翻译,丰富和准确其意义及转译。

《论语》“兴于诗”章与乐感的培育、融通及升华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颇有争议,古今学者常理解为教(学)之序、政之序,后转向乐教、立德、成人、情感、人格培养的理解。如此便仅关注了“兴于诗”的方法义,实际应当还有境界义,即情志与经典的统一,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方法上,诗礼乐本质上在兴发、培育人的乐感,再融通美善悦朝人外部方向的社会层面发展,最后又回到人的心性层面升华为贯穿人的一种乐性。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姚椿辑稿本《逸论语》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逸论语》,原题“清姚椿辑,稿本,一册”,其《逸论语》的内容实是抄自清曹庭栋辑注之《逸语》,称“姚椿辑”是未知真正的编者;通过考辨许慎《说文解字》所引“逸论语”“孔子曰”、清代学者所编《逸论语》类文献、古典书目所著录“续语”类文献,发现其“逸论语”的题名是不恰当的,实为姚椿误识文本内容、未明文献著录所致。

英译《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因争议过多而难有定论,即便其相关的古注已汗牛充栋,此章仍存在解读的空间。目前的诠释研究偏向于古典注疏,甚少结合海外的英译进行展开。古今中外的注疏和译本都有一个缺陷,多侧重于该章的方法义,忽略其所蕴含的境界义。研究结合海外学者的英译本《论语》的解释和孔子诗乐思想,提出“兴于诗”章借“诗”感兴乐感,来培育人的音乐秉性(方法义),以实现儒家君子情感意志与经典的统一(境界义),乃至天人合一。

"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

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来源于历史实践的人类总体意识是价值建构的依据,人的自证是价值建构的形式,悲剧意识的兴起是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这种价值建构思想可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合理性。

试论孔子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贡献

通过对《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的研究,描述孔子礼学思想的基本面貌。重点在于阐明孔子为中国传统礼制、礼义、礼学思想所贡献的主要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精神。

从话语基调角度看《论语》英译本特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对翻译有很强解释力。在语域理论框架下,文章以三个《论语》英译本为语料,探讨了基调与《论语》英译本特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译本在角色关系、权势、社会距离三个次范畴方面,各具特色;同时,研究还揭示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释辨正

《论语·先进篇》"侍坐"章校勘有"毋""无"、"以""已"、"归""馈"之分歧,但均前者为是。"毋吾以"即"毋吾以居",指不要像我一样(或与我一起)闲居在家。"方"指法度、准则。"哂"指笑,但此笑同于"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句(《庄子.秋水》)中的笑。"撰"作"僎","僎读曰诠",诠指"善言"(积极进取的话语)。"沂乎浴"指"岁时祓除畔浴"。"风乎舞雩"指唱吁嗟雩祭(舞雩是雩坛之专名)。"咏而归"指咏唱《诗经.噫嘻》而归。"吾与点"一语,即流露了孔子无可奈何的感伤,也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曾析曰的批评。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动态顺应翻译策略——评析《论语》两译本

语言动态顺应论可从文化的多维度视角阐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论孔孟仁政学说的基本内涵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宣传“仁”,并主张将“仁”的思想推广到政治中去;孟子宣传、发展了“仁”的思想,并提出大力推行“仁政”。“仁”的思想始于东夷,我国首先推行仁政的是西周时夷族君主徐偃王。孔孟的仁政学说是夷华文化融合的成果。仁政学说是祖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优秀文化遗产,对古代及当今社会均有重大意义。

《家语》与上博简《诗论》

《孔子家语·好生》与《说苑·贵德》皆有孔子论《诗·甘棠》的文句,都应是本于上博简《诗论》。《好生》兼引其中一、二两章,《贵德》则仅及其中一章。这说明《家語》的文句绝非袭自《说苑》,否则不会有《说苑》所沒有的內容。《说苑》所以能征引《诗论》,应该是采用前人传记,而《家语》所以能引到刘向未引据的《诗论》文句,究竟是通过怎样的途径,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这至少是可视为其来源较早的证据。

《论语》书名释义

《论语》之“论”作“伦理”解、圆通解、“选择”解、“讨论编次”解、“编纂”解都是不对的,而应作“议”解。《说文解字》释“论”为“议”。《论语》、《孔子家语》、《孔子家语后序》和《汉书.艺文志》中的“论”也应释为“议”。《论语》之“论”的动作实施者肯定是孔子,而不是此书之编者。与《论语》同时代的其它著作中也出现了许多作“议”解的“论”字。“语”具有“言说”和“辩论”之义。《论语》书名之义就是:孔子的议论、评论之辞及其与弟子的言说、辩论之辞。

《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与微观变异——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译文为例

研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框架下讨论《论语》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变异。文章以理雅各、辜鸿铭、韦利和吴国珍的《论语》英译版本为例,经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变译方法,探讨《论语》英译的宏观变异和微观变异。研究发现,《论语》英译文对原文的变异普遍存在于语篇的各个层面,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仅有助于剖析变译方法语言层面机理,进而深入地分析和评估译本,而且有助于挖掘语言背后的译者表达动机问题。

《原本玉篇》引《论语》考

文章以《原本玉篇》所引《论语》和今本《论语》比对,简要考论其歧异现象,指出歧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原本玉篇》所引《论语》数条与《说文》所引、皇本等古本相合,足见其资料之珍贵。

对汉字的痴迷 对孔子的信仰——庞德的《论语》翻译

在众多《论语》英译本中,庞德译本独树一帜。他使用拆字法强化汉字意像,用明快的语言传达原作简约的语言风格和孔子及弟子鲜活的个性形象。他的翻译尽管不够准确忠实,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对汉字的痴迷和对孔子的信仰,成为翻译与创造结合的典范。译者吞食原作,吸吮其中语言和思想养分,给目标语及目标语文化引入了新鲜的元素。

《论语》中对孔子的称呼及其英译:语境理论视角

《论语》中的孔子,因地位非常特殊,对他的称呼变化多元。对此,不同背景的译者处理方法迥异。以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为指导,围绕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可以对《论语》译本中对孔子的称呼的英译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孔子的称呼看似简单,翻译起来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语境理论有助于对相关英译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