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派伤寒名家俞根初治疫思想探析

俞根初是绍派伤寒奠基人,其所著《通俗伤寒论》论述四时外感疾病,提倡寒温融合,包含治疫思想。俞氏提出“三焦赅疫证”,认为疫病感则迅速传变三焦,治从通调三焦入手。书中内容涉及温疫、寒疫、杂疫,主张舌脉合参预判疫病转归,针对性创制新方开达膜原,和解三焦;下法逐毒,通利三焦;寒疫则审时求因,对症立方。同时配合多种外治法以求速功,强调祛邪务尽,善后务细,疫病后期善用鲜药养阴及通风调护。俞氏论治疫病的思想对于现代临床传染病诊治具有指导意义。

英译本《论语》关于“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目前《论语》关于“兴于诗”章仍存在诠释的争议,古今学者都对其进行过注解,同时该研究缺乏对海外英译本的关注。至于此章的分析,无论英译本《论语》亦或是古代注疏都缺乏整体观的视野,局限于方法义角度,缺乏境界义的视角。借助理雅各、韦利、庞德、安乐哲的代表性《论语》译本去分析“兴于诗”章,突显该章的矛盾,利于对该章在境界义和方法义上的诠释及翻译,丰富和准确其意义及转译。

结合《余注伤寒论翼》探讨余听鸿对六气理论的认识

余听鸿推崇柯韵伯学术思想,在注解柯韵伯《伤寒论翼》时,融入个人通悟,结合临诊之经验,侧重从六气认识伤寒理论,以气化开阖枢分析三阴三阳,认为此为六经之大纲领。由伤寒而及温病、疫病,将温病统合于六气之中,结合各年气化不同辨治不同瘟疫,将寒温疫联系到一起;将六气理论推广至杂症调理,从气化生克辨治肝病肿胀,从燥湿相对角度理解痉症、痿病。

喻昌《秋燥论》治燥五律探析

清朝初年著名医家喻昌首创《秋燥论》,提出治燥五律。明确了治燥首要明辨燥湿,重在辨表里气血,关键在于区分肝肺之燥,切忌纯用润药。当遇杂病兼燥,则需慎用燥药。喻氏告诫后世医者:治燥首当避免误以湿治,要辨清燥邪侵犯的病位,重视脏腑之间的关系,不可纯用润剂;当非燥病而兼燥者,需慎用燥药,避免以燥治燥,燥上加燥。

《论语》“兴于诗”章与乐感的培育、融通及升华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颇有争议,古今学者常理解为教(学)之序、政之序,后转向乐教、立德、成人、情感、人格培养的理解。如此便仅关注了“兴于诗”的方法义,实际应当还有境界义,即情志与经典的统一,乃至天人合一的境界。方法上,诗礼乐本质上在兴发、培育人的乐感,再融通美善悦朝人外部方向的社会层面发展,最后又回到人的心性层面升华为贯穿人的一种乐性。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姚椿辑稿本《逸论语》考辨

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逸论语》,原题“清姚椿辑,稿本,一册”,其《逸论语》的内容实是抄自清曹庭栋辑注之《逸语》,称“姚椿辑”是未知真正的编者;通过考辨许慎《说文解字》所引“逸论语”“孔子曰”、清代学者所编《逸论语》类文献、古典书目所著录“续语”类文献,发现其“逸论语”的题名是不恰当的,实为姚椿误识文本内容、未明文献著录所致。

英译《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

《论语》“兴于诗”章的诠释研究因争议过多而难有定论,即便其相关的古注已汗牛充栋,此章仍存在解读的空间。目前的诠释研究偏向于古典注疏,甚少结合海外的英译进行展开。古今中外的注疏和译本都有一个缺陷,多侧重于该章的方法义,忽略其所蕴含的境界义。研究结合海外学者的英译本《论语》的解释和孔子诗乐思想,提出“兴于诗”章借“诗”感兴乐感,来培育人的音乐秉性(方法义),以实现儒家君子情感意志与经典的统一(境界义),乃至天人合一。

"克己复礼"的百年误读与思想真谛

孔子"克已复礼为仁"的名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深深的误解。人们多是把它归入政治学的范畴,认为孔子此语表 明了他恢复周礼的历史态度;而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是道德践履问题,是伦理学范畴的一个命题。"复"不是恢复或返回, 而应当解释为"实践"或"履行"。"克己复礼"即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践履礼的规范。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看,他根本不是周礼 的维护者,而是周礼的颠覆者和叛逆者。他所提倡的"礼",已远远超越了周礼的藩篱,是在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奠基行为的规 范。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

本研究基于自建《论语》英译语料库,使用语料库检索工具Word Smith将《论语》的理雅各和辜鸿铭英译本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的基本特征进行数据统计和对比分析,考察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异同。通过多层面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译本行文都很地道流畅、语篇连贯、阅读难度不高、译语明晰化和简化特征明显。相较而言,理雅各译本用词更为灵活丰富,句子更加简洁流畅,篇幅较短,语体更加正式,可读性更高。

从话语基调角度看《论语》英译本特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域理论对翻译有很强解释力。在语域理论框架下,文章以三个《论语》英译本为语料,探讨了基调与《论语》英译本特色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译本在角色关系、权势、社会距离三个次范畴方面,各具特色;同时,研究还揭示了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制约作用。

从辜鸿铭《论语》的英译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使译作成功进入目的语文化,就要在两种语言、文化、篇章传统之间进行取舍,翻译规范便由此显现出来。在扼要概述图里的翻译规范论的本质、分类后,本文通过对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分析看翻译规范的运作方式。

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

人的动物性的生本能是人要"活着"的生物性基础,人要"活着"是人的动物性与社会性相互融合的不依赖于外在事物的内在亲证,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是价值建构的原初动力。来源于历史实践的人类总体意识是价值建构的依据,人的自证是价值建构的形式,悲剧意识的兴起是价值建构的净化和保障机制。这种价值建构思想可以在最彻底的意义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历史合理性。

韩愈经学思想探析——以《论语笔解》为中心

韩愈作为中唐著名的儒学家,其经学思想颇为丰富。韩愈解经的方式主要有:舍传求经,直究经典;疑经求实,发明新义;原经求道,以己解经。韩愈和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及其对《孟子》《大学》的推崇,都凸显了韩愈对传统解经方式的背离。这种全新的解经方式和对尚未为经的子学的力推为宋学的开启播下了一颗星星之火,在整个经学史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语》英译意译方法研究的功能句法视角

本文探讨的是《论语》的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意译"的翻译方法,研究的视角是系统功能句法。通过对一些《论语》英译文进行功能句法分析,对采用"意译"翻译方法的利弊做了一些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很多《论语》著名翻译者都采取了意译方法来翻译《论语》。本研究的启示是:句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论语》的英译本,也可帮助我们评估译本,同时揭示译者的语言选择及其意义表达的动机。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试论孔子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贡献

通过对《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的研究,描述孔子礼学思想的基本面貌。重点在于阐明孔子为中国传统礼制、礼义、礼学思想所贡献的主要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精神。

朱熹《论语集注》手稿的涂抹与成书过程

朱熹《论语集注》的成书建立在《语孟精义》及更早的《论语要义》基础之上,而后者无论内容还是主旨都受其外兄丘义所编纂的《论语集训》影响颇大。束景南认为《四书集注》的首次合刻始于淳熙九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并谓之"宝婺刻本",且认为詹仪之在德庆印刻的《四书集注》为翻刻宝婺本。但所谓的宝婺本《四书集注》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詹仪之所刊既非翻刻宝婺本,亦非《四书集注》合刊,其中《论语集注》则是初次刊行,且并非朱熹之本意。此后,朱熹仍在对此书反复修改。存世的《论语集注》手稿残卷中涂抹处甚多,通过对相关涂抹文字的识别,可以窥见前后修改本内容差异及修改意图。

林语堂与The Wisdom of Confucius

林语堂的翻译活动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历经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美国20世纪50年代"反文化"运动和现代性的冲击。他的译品,就犹如他的创作一样,带有鲜明的中西合璧的文化色彩。林语堂通过通俗的艺术方法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西方文化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由林语堂编译的The Wisdom of Confucius(中文名《孔子的智慧)》较为完整地表达了林语堂的孔子观,也系统地向西方介绍了儒家学说,对促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林语堂的翻译思想、The Wisdom of Confucius的编译内容、林语堂《论语》的英译本都具有深刻的学术研究价值。

动态顺应翻译策略——评析《论语》两译本

语言动态顺应论可从文化的多维度视角阐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差异。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辜鸿铭和安乐哲的《论语》两译本进行了对比,认为辜鸿铭是顺应其传播儒家文化并得到西方尊重的目的而采用"归化"策略;安乐哲则是顺应文化平等尊重、相互融合的背景而采用"异化"策略。二者的译介实质都是文化翻译的过程。

“解读”在典籍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英译为例

典籍的翻译过程涉及一些重要的步骤,其中之一就是对原文的解读。本文以《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作为例子,探讨典籍翻译过程中解读的重要作用,并试图通过分析比较几个有影响的英译文来展示《论语》英译的复杂性,揭示典籍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