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对先秦诸子文风的继承——以名、法二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充持论淡化道德伦理内涵、弱化价值判断,《论衡》部分篇章甚至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考量,价值理性完全让位于工具理性,文风冷酷、犀利、峭刻。这些基于功利主义立场提出的学说既缺乏必要的温情,又带有底层胥吏的政治空想意味,只是“治术”而非“治道”,注定不会被统治者采纳。王充行文特重概念界定的明晰性、文字转述的规范性、语言表达的准确性,但过度追求“综核名实”亦给《论衡》带来矫枉过正、“烦猥琐屑”、“乏精覈而少肃括”的缺陷,部分篇章甚至陷入名家末流“苟钩鈲鋠析乱”之弊。在讨论汉王朝政治文化建构、基层治理与士人出处等重大时代命题时,为达到特定的言说意图,王充惯于效法名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的言说方式,借诡辩与横说证成己论,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建构倾向,同时流露出其对“言说趣味”的迷恋。《论衡》上述特点折射出中古子学嬗变之迹。

论古文献磁性“司南”之证及“北斗说”之误

“司南”一词多义。《论衡》等古文献中记载的“司南”是否为磁性指向器,事关指南针发明史,学术界对此争论已久。2022年1月,有人再度发文,坚称中国古文献中的司南都不是磁性指向器。该文误以为《论衡》、《瓢赋》中的“司南”指“北斗”,称先秦著作《鬼谷子》“司南”句是虚妄之言。本文论证,不但《鬼谷子》、《论衡》、《瓢赋》中所载是磁性司南,而且《抱朴子》、《玄览赋》、《樊逊传》中的指南、司南也非磁性指向器莫属。“磁石引针”、“磁石引长针”、好磁石“悬吸针”、“磁针”及磁性“针石”与一系列古文献中的司南、指南相互参证,构成了中国古文献中磁性司南的明确证据链。

王充《论衡》在俄罗斯的译介与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俄罗斯一直深受关注,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其学说和思想发展,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传入苏联之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一种“打破束缚,走向现实”的现实意义。虽然中苏关系在这七十年间不断地变化,但是基本没有影响到王充研究在俄罗斯的传播与影响。通过介绍王充思想与学说在俄罗斯的影响与传播,可以丰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的现实意义,更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俄罗斯汉学界对中国传统古典杰作的研究状况。

黄晖与胡适、刘文典交游新考——兼谈《论衡校释》的成书

桐城学人黄晖以一部《论衡校释》享誉学界。学生时代,黄晖曾在西北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北平大学学习,因为同乡的缘故,胡适、刘文典对其十分照顾,《论衡校释》的成书及传播与胡、刘二人密切相关。1950年,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同时向黄晖发出邀请,黄晖因“母校”缘故最终选择西大。当时有人怀疑《论衡校释》作者另有其人,黄晖终因流言被降为副教授。《论衡校释》是一部“会校”与“通释”相交融的作品,既是黄晖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一代学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初探

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中, 反义词的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略显薄弱, 特别表现在理论方法及断代、专书反义词研究上。反义词应是同一语言、同一历史时期, 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对举关系, 在一个或几个义位上相对或相反而词性相同的词。古汉语反义词研究应从专书入手。古汉语专书反义词的判定应从三个方面着手: 借助文例判定; 依靠注释及书中的有关解释判定; 联系整部书的用词进行判定。通过古汉语反义词的研究, 可以了解一个词的多义系统, 了解常用反义词的发展演变, 还可以补大型语文工具书之不足。

清人不重视校注《论衡》之原因

王充与《论衡》在现代学者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不少清代学者对该书却非常冷漠,他们认为王充是一个毁祖誉己的小人与破坏名教的千古罪人;王充在《论衡》中"问孔""刺孟",被视为毁谤圣人的悖逆者;加之乾隆皇帝明确表态,将王充和《论衡》在政治上判了"死刑",致使《论衡》在清代,既无善本,亦无一个完整的校注本。

世硕与王充的人性论思想研究——兼论《孟子·告子上》公都子所述告子及两“或曰”的人性论问题

在本性问题上,告子属于“无善无不善”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更近于扬雄“性善恶混”论,而与世硕、王充的观点不类;“有性善,有性不善”,则与世硕、王充“人性有善有恶”的主张相同。世硕诸儒与王充,在本性问题上观点是相同的。第一种人性主张,属于“性一”之论;最后一种,则非。因此主张“性一”的竹简《性自命出》(《性情论》)篇,不属于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和世硕这帮儒者的作品。

《论衡》同义复词考释

东汉王充的《论衡》,不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在汉语发展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所用同义复词颇多,现有的注本对此或略而不释,或注、译有误。作者对误解的部分同义复词作了考释。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研究方法与原则问题

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归组可使用"系联法"与"参照法"相结合以归纳同义词的方法;在进行研究时应研究并展示归纳出来的全部同义词组,举出例证,在此基础上描述专书同义词的使用情况并揭示其类型、特点及规律;研究古汉语专书同义词只能尽量做到"穷尽",而无法真正做到"穷尽";在归纳同义词时应遵循从宽的原则,这样才不会将有价值的东西遗漏掉。

论刘知几处世思想的成因与史学思想的渊源

现实生活中的刘知几从敢于直言劝谏 ,有着强烈的济世之志 ,逐渐发展到随波逐流、明哲保身 ,其中既与严酷的政治现实有关 ,也与其受老庄消极处世思想的影响有关。他的史学思想深受王充、刘勰等人的影响 ,但决不盲从前人的观点。他注意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 ,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理论进行了首次总结 ,开了史学批评的先河。

从《论衡》看王充与谶纬之关系

王充与谶纬之关系较为复杂,这在其《论衡》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论衡》一书常引用或化用纬书,这表明王充不仅熟悉谶纬而且多受其影响。他虽然对一些预言未来的谶言作了批判,但并未完全否定谶言与河图。他以命论等理论对圣王感生、异貌、受命等作了新的解说,但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类政治神话,对汉代皇帝的政治神话更是信而不疑。他虽然不相信天人感应理论,对灾异谴告说作了批判,但却相信星气说、应政说等,并借助符瑞盛赞汉代帝王。

《论衡》中联合式复合词的语义构词研究

以往对古汉语联合式复合词的分类,主要依附于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多根据组成成分的结构关系进行划分,这种情况对于构建汉语词汇学系统是不利的。现拟就《论衡》中的联合式复合词为例,从词汇学角度入手按照复合词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分类,希望能为以后相关问题的探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衡》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本文从同义词与反义词的融合使用，相关同义词的汇合辨析，同义词对用，单音复音同义词交替使用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论衡》一书中同义词运用的特色。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文”名的确立与“文的自觉”

与"文学的自觉"相比,"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在西汉以前,"文"是礼乐、制度、经学的附属物,尚不具备本体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西汉末、东汉初,以"文"名的确立、"文人"群体的出现为标志,中国文学才揭开了"文的自觉"的历史序幕。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王充是第一位明确讨论"文"与"文人"独特价值与意义的人。他对"文"与"文人"存在价值、意义、历史及其功能的全方位论述,对于推动"文的自觉"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汉初年的王充等人,在积极肯定"文"的社会价值时,对"文"精诚由中、情辞相称特征的强调与推崇,强化了自先秦以来文质并重的文化基因与性格,为"文以载道"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衡》训诂术语初探

东汉王充《论衡》中保存有丰富宝贵的训诂资料,对于《论衡》文本的解读、训诂史、训诂学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从训诂术语角度对《论衡》中的训诂资料进行研究,初步得出《论衡》训诂术语的特点及用法。

《论衡》语义训诂对《汉语大词典》的补释二则

汉语史专书语义训诂是词典释义的重要依据。利用对文、连文以及语能解释功能训释语义可探求字、词、词组的真实含义,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运用此种训释方法,可知《论衡》中的"利害"是化害为利的意思,"伍伯"就是五霸,"季孟"应指季孙氏和孟子,可以此改正、补充《论衡》旧注、句读中存在的问题,修正相关的译文,并纠正《汉语大词典》在收列词条、分立义项、列举书证及释义等方面存在的疏误。

论王充对孟子的非难与褒扬

在《论衡》中,王充一方面专设《刺孟》篇,非难孟子为空谈无征之人,为不懂谦让之人,为自相矛盾之人;但另一方面却在其他篇章中称赞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是一个为儒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是一个可以与孔子并称圣贤的人。既贬又褒,且重在褒,这不仅开单篇非难孟子之先河,而且提高了孟子的地位,促进了汉代孟子学的发展,在孟学史上和儒学史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论衡·龙虚篇》解读中国“龙”的形象

在王充作《论衡·龙虚篇》以前,已经有很多关于龙的记载与传说。《论衡·龙虚篇》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否定了雷为天取龙说、龙之神性说而立龙之物性说,对龙进行了重新界定。王充《论衡·龙虚篇》对后世志怪、奇幻文学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为:龙王居水中、物之长者为精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以及当代奇幻文学的创作之中。

中国古代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兼论王充的独特贡献

在对天地相对尺度的认识上,中国和古希腊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希腊人认为地远远小于天,中国人则主张地的大小可以与天相比拟。导致中国人产生这一认识的根源在于古代哲学中的阴阳观念和宇宙起源演变理论的影响,传统的天地测量之术则给这种见解提供了数理依据。另一方面,东汉王充通过对在不同地点观察太阳出没时的大小及北极星方位的变化情况的分析,明确提出了“地小居狭”的主张。王充的论证方法与托勒密是相通的,而思想根源则与其重视量的概念的思想方法有关,但他的观点长期被人们所忽略,未能对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