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论赞评析

“论赞”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史论形式。《宋史》论赞是元史臣对宋代历史的一种考察,一种“盖棺论定”,而这种考察和盖棺论定是以统治者获得资政启示和进行教化为主要目的,其着眼点集中在一代成败兴亡的教训、总结典章制度的得失和褒贬历史人物的善恶上。《宋史》论赞以儒家思想,特别是理学思想的价值取向为圭臬,但运用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研究方法把握宋代历史兴衰治乱规律,和继承中国历史编纂的“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是《宋史》论赞的突出特点。

前四史论赞文体演变与时代论议风潮

前四史论赞文体演变与时代论议风潮密切相关。《史记》论赞风格、内容与当时论政、注释经书的热潮紧密相连;《汉书》论赞孕育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时称引经书相互论难的风气对《汉书》论赞的形式和内容影响深刻;《三国志》论赞以当时的才性论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后汉书》论赞实际就是笔写的论析名理的辨词。前四史论赞之所以具有其它正史论赞难以企及的艺术魅力,与浸染时代论议风潮密不可分。

史迁笔法:定褒贬于论赞

从《左传》"君子曰"到《史记》"太史公曰",标志着史家从道德评价主题到历史评价主题的转变。《史记》论赞有显、隐之别。所谓显,或借仁人君子之义行壮举抒发敬仰之情;或书昏君权臣之暴行劣迹发泄怨愤之意;或述王朝更迭、世族盛衰以寄托兴亡之感;或对重大事件提要勾玄以探其成败之因;或深察人心向背以昭示民意之不可诬;或阐明写作本旨、书法义例以成其一家之言。所谓隐,或反话正说,似褒实贬;或侧笔反衬,寓有深意;或暗含影射,曲笔诛心;或言此意彼,绵里藏针。

谈《史记》论赞中的情感

论赞,是附在史传后面独立出来的评语,为司马迁所创,司马迁《史记》称之为“太史公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皆称“赞”,到这知机《史通》及后代史书就大多称“论赞”。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曰”即论赞部分中,通过对所记人物的褒贬,鲜明而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爱憎情感、丰富感受和人文关怀。同时,他的每一篇论赞都是一件无比精美、色彩斑斓的艺术品,值得今人玩味、借鉴。

《汉书》的论赞

司马迁从《左传》君子曰等史书的评论中受到启发,在纪传体史书中用论赞进行历史评述,丰富了纪传体史书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它的理论思辩能力。但撰写论赞,一要与正文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二要言简义赅,意蕴丰富;三要思想深刻,富于启示。《史记》之后,能达此要求者,如风毛麟角。《汉书》的论赞深得《史记》神韵,写得“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我国传统论赞文体的源流及其与敦煌佛赞之异同

我国传统论赞文体起源很早,后来论赞发生分流,论在形式上表现为散体文字,赞在形式上为整齐的四言句式。敦煌佛赞有的继承了我国历史上人物赞和史赞的传统,也为整齐的四言体式,而大部分佛赞作品为七言或五言诗体形式。笔者在对我国古代论赞形式的源流变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敦煌佛赞与我国传统论赞的异同及其在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指出敦煌佛赞形式中包含有印度古代重视赞叹传统的因素,体式上为整齐的诗体形式,因而统称其为佛教"赞歌"更为确切。

《三国演义》论赞诗新论

《三国演义》中的论赞诗或赞美、或讥讽、或感叹,泾渭分明地传达出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论赞诗的插入虽然中断了情节的叙述,但是增加了感情强度和对接受者刺激的力度,契合了接受者的理性审美需要,是作者"依史以演义"叙事意图的完美体现。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在其兴起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辽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攻取,而且,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史官认为辽朝不轻意用兵是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关键。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近四十年来《史记》论赞研究回顾与展望

学界对《史记》论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史论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二是从文学创作角度对《史记》论赞进行研究。此外,历代史记评点中的论赞研究以及"太史公曰"与"论赞"概念辨析是近年来《史记》论赞研究的新方向。《史记》论赞研究方兴未艾,未来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以文史互通的眼光和多学科融会贯通的视角,取得新的成绩。

“太史公曰”式论赞探源

太史公是司马迁对父亲司马谈的称呼,是其职务加父称,不是官职名,也不是尊称。冠有"太史公曰"的108篇评赞中,部分"太史公曰"的论赞,是司马迁在开头引用了其父的话,这些就成了最早的"太史公曰"形式的论赞。对这些,读者一看"太史公曰"就知道是论赞,而那些没有"太史公曰"的论赞则需认真读过后才明白。所以,"太史公曰"有了标明是论赞的作用。因此,东方朔"平定"《史记》时,在大部分论赞前加上了"太史公曰"。东方朔加的"太史公"是指司马迁。"太史公曰"这一形式便于读者区分本传和司马迁的论赞。

史传论赞流变与通俗小说篇尾诗的生成

史传论赞的文体类型与出现位置等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偶尔为之到不规则使用、再到形成定式是其大致方向。通过梳理史传论赞的文体特征、功能及其弊端的流变过程,并将通俗小说篇尾诗的性质特征与之比较,发现通俗小说篇尾诗在其形态特征、功能作用,甚至弊端上都与之极为相似。这些共同的文学功能特征、相似的书法、共同的撰述方法使二者有相当程度的融合点。正因为如此,史传论赞在功能上对通俗小说篇尾诗的形成有启示作用:总结、评议与指示道德价值;在形式上有示范作用:"前导语+韵文"。这正是通俗小说"有诗为证"传统生成的史学背景之一。

21世纪《史记》论赞研究述评

《史记》论赞,系指《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之外,又创造了篇前作序、篇后作赞、篇中夹议等三种史论形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本文对21世纪《史记》论赞研究进行述评,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汉书》论赞与儒家思想

《汉书》论赞中体现的是杂糅谶纬、强调忠顺的儒家思想。具体表现为树正统和饰主阙以及自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还显示了作者一定的思想矛盾性。这种思想立场及表现特征的形成与家庭熏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及官修史书的压力密切相关。

元代史官的“通古今之变”及其价值——以《辽史》和《金史》论赞为主的探讨

元代史官编纂的《辽史》、《金史》、《宋史》虽然是断代史,却也在一些论赞中运用了《史记》开创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方法。可贵的是,他们在三史论赞中所呈现的具体而微的"通古今之变",不仅传承了优秀史学文化,也显示了元代人的一体观念和进步的民族观。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史记》中的“论赞”,充分地展示了作者的个性;它的内容无所不包;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它使用的语体是“议论而兼叙述”;体制短小,灵活多变。这些特点对古代,特别是唐以后的杂文文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史传论赞演进与六朝骈文形式

骈文是由传统散文发展而成的一种特殊文体,讲究对偶、藻饰、用典与声律等四种形式要素。它萌芽于先秦,生长于两汉,形成于魏晋,成熟于六朝。这一发展过程正是通过对四要素的追求一步步实现的。它不仅可以通过传统散文的骈化得以完成,而且可以通过史传论赞的骈化呈现出来。《史记》论赞句式灵活,长短交错,参差不齐,属于典型的散体形式。《汉书》论赞稍加雕琢辞藻,句式较整齐,四言句增多,趋向骈俪化。《三国志》论赞的句式更为整齐均匀,词义亦并列对称,排比句、对偶句较常见。《后汉书》论赞颇为讲究文采与对偶,初步注意到音韵,形式趋于完美,骈化倾向更明显。《宋书》《南齐书》及《魏书》的论赞不但句式整齐,而且讲究声律、用典,不少篇章都属于成熟的骈文。

史的职责与史书论赞之缘起

史的初职与巫同源,掌管祭祀。随后天道、记录、书册管理以及参知政事、进谏导善都是他的职责。职业需要他写赞辞、善议论,因而他又以自己的实践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文体的诞生和发展。《左传》“君子曰”发其端,司马迁熔铸众家并加以创造,“论赞”文体在史官的实践中发生、成熟和定型。

英布其人——司马迁与尚仲贤的论赞及其他

英布是一位武将,其人其事,司马迁《史记.黥布列传》、班固《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均有记载与评述。元代尚仲贤依据《史记》、《汉书》的史料,艺术地加工创作了《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一本四折。英布是与韩信、彭越一样被刘邦集团残杀的功臣武将,但韩信、彭越受到司马迁及后人的极大同情,而英布却少有人提及。尚仲贤创作《汉高皇濯足气英布》杂剧,对英布大力称赏,实属难能可贵。

论《史记》论赞对法家的评价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法家思想以及法家人物的评价非常明显。他在《史记》论赞中的对法家思想、人物以及行事的评价,蕴含了自己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即支持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管理模式、提倡简约宽缓的法令条文、向往醇厚朴实的社会状态;对法家思想具有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双重思想倾向。通过对执法者个人命运的关注凸显自己鲜明的道德评价视角,折射出司马迁作为一位儒、道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对法家学说复杂而矛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