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学对朱子“学而”章诠释之再诠释——以王阳明、邹守益、罗汝芳的诠释为例

“学而”章被认为是代表“孔子一生精神”的写照,历来受到学者的重视。朱子对“学而”章的诠释要点是将“学”训为“效”,认为只有在“必效先觉”的工夫实践中才能“明善复初”,成就君子人格。朱子将“复性之学”与“每事必当学”统合起来诠释学之意蕴,体现出朱子试图统合形上与形下、知与行、情与理的哲学努力,却造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以王阳明、邹守益、罗汝芳为代表的阳明学者对“学而”章的诠释要点是将“学”理解为“觉”,学是以仁为内容的,认为“工夫只在心上做”,始终坚持心外无理、即本体即工夫的立场来诠释经典,试图将本体与工夫高度统一起来,体现出心学独特的诠释面向。

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

文章以儒学是生命的学问为致思路径,概括出一代大儒罗汝芳的儒学思想与生命精神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对儒家生存根据论的阐发、身心一体的身心观、生生思想与"解缆放船、顺风张棹"的修养观、求孔颜之乐的快乐观。这些内容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思想和生命精神。

论罗汝芳的生命之学

罗汝芳之学以求"道"为核心,以安顿生命为目的,所以他把学问的生命修成了生命的学问,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智慧,他通过"仁者寿"的观念而拥有了人生之方向与人间生活之准则。罗汝芳也因此成为了晚明儒家学者中的特异者,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巨擘。

纵横任我 生意活泼——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

泰州学派被称为“狂禅”。罗汝芳对“狂禅”的整合与改造是重要的环节。他主张纵横任我,生意活泼,将活泼泼的生命存在的冲动置于审美心意结构的核心,由审美本体、审美工夫、审美体验三方面构成。罗汝芳融合周易、禅宗、道家学说,使“狂禅”虚灵的层面日益凸显。

高扬的赤子本真之美——论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的美学意蕴

泰州学派三传弟子罗汝芳主张"赤子之心",他将他的赤子之说与先圣先贤的说法相联,并将先圣先贤的观点归入到他的赤子之说中来,使赤子成为"仁"的最高境界。高度重视赤子、童子和赤子之心,带来的是对人的本真美、人格美的高扬。在重视赤子之心的基础之上,由性本善出发,罗汝芳提出了"大"、"大人"、"全"等几个有关人格美的范畴,肯定了善实现后的美是一种大美与全美。在罗汝芳心中,人是天地之中最可贵的,人之中有赤子之心的人更是贵中之贵,而具有赤子本真之美的人才是最美的人,足以成为道的担当者。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之思想互动

黔中王门学者孙应鳌与李渭,虽未曾与泰州学案当家人王艮有过直接交往,却受其影响颇深。但孙、李同王艮之外的泰州弟子则过往甚密:应鳌与徐樾有直接师承关系,与罗汝芳、颜山农有思想互动;李渭与汝芳既为同宦,又为挚友,李渭还与耿氏三兄弟关系密切。在黔中王门与泰州学案的思想互动中,前者既有对后者思想上的认同,亦有反思和批评,然更多的是,黔中学者在此思想互动中,既体现出勤谨笃实的学风和尤重践行的品格,亦彰显了其逆时流而动之鲜明理论特色和独有之精神气象。

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宣城的传播及其影响

明中后期,心学在宣城广泛传播,开始主要在城内士绅阶层中,后从社会上层转向地方宗族,与宗族活动结合在一起,显现出较为突出的地域特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理解宣城地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罗汝芳的“日用”美学

罗汝芳认为,圣与仁可在日用常行中得到,这一观点表明:"日用"就是人类生活的自身,又是人类最终追求的美的境界的显现之地。有赤子之心的人,也就是审美主体,必须在日用之中,即在一种平淡自然的状态下实践审美体验,完成道的追求。他揭示了一个较高的审美境界:道在赤子之心,则道的本质就是纯粹、质朴的,道本身含有一种自然真切的审美形态,人必须忘记物欲与功利,以自然而然的率真态度亲近每日所处的生活,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只有保持着一种自然的审美心境,不虑不思、率性本真,最终才能获得人自身的完善与道的完善,达至中和的最高审美境界。

阳明后学思想家罗汝芳研究综述

罗汝芳作为阳明后学重要人士,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展开。由师承考述可见,罗汝芳的泰州学脉归属有误判之嫌。从阳明学整体视域考虑,罗汝芳学术传承具备独立江右的充分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对思想家弟子门人诗文的搜辑和考辨,得证罗汝芳晚年思想呈现出对阳明学和白沙学的双向汲取。在此前提下,思想家在本体论层面偏向于"归宗性地";在工夫论层面则主张"默识"。就以上两点展开探究,对罗汝芳思想的重判具有重要意义。

论罗汝芳书院教师角色演变及其现代启示

明中后期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一个时期,而书院教师无疑是这一时期弘扬思想和传播学术的主力军。文章以独特视角探讨了以明儒罗汝芳为代表的书院教师角色演变的过程,并提出了对当今教师角色扮演的一些思考。

罗汝芳易学思想初探

罗汝芳学《易》,悟得《易》理贯通四书五经,认为《易》"乾""坤"的"生生"之理就是天命之性,就是仁,也是心;"太极"不在"易"之外,它本身就是乾坤,是有和无的统一,实有道体又圆融无碍,它成为性命的根源,其自身又是超越善恶的"至善"。他从乾坤本体的生生之理又引申出即本体即工夫、"不动心"及"自然"的工夫论。

《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人物考辨

有学者认为《明儒学案·师说罗汝芳传》中邓先生指邓以讚,罗先生指罗洪先,"罗近溪汝芳"这一传目是误置增入,此篇应并入前一篇《师说罗洪先传》。这种说法实际上破坏了《明儒学案·师说》原来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通过对罗汝芳、邓元锡、罗洪先、邓以讚生卒年代及地域关系、学术师承及特点、邓元锡《祭罗近溪先生文》的分析,可知邓先生指邓元锡,罗先生指罗汝芳,《师说罗汝芳传》逻辑清晰、结构完整,完全能够独立成篇。

顾成、罗汝芳“文”“武”二墓探源

明镇远侯顾成以武官身份镇守贵州而建立功勋,其墓葬后世称“武墓”;罗汝芳是阳明后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墓葬后世则称“文墓”。传二墓均立于安顺九溪村河畔。已有研究表明,“武墓”确为顾成长子顾统与其妻俞氏合圹,《顾夫人俞氏圹志》厘清了该墓茔之讹传数百年的谬误;“文墓”虽疑窦重重,为考古研究带来了许多疑云,却增加了对罗汝芳晚年生活际遇、思想由激进转为隐逸突变的深思,且从罗汝芳的“韦氏之识”“伤子之痛”和“隐居之谜”事件分析,其隐逸并葬于安顺九溪之说极为可能。

罗汝芳的教育思想

罗汝芳一生大量的时间都在从事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入其门称弟子者、讲会上的论辩者、听众等。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人修身,然后"明明德于天下"。他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求仁"、"赤子之心"、"孝弟慈"、敷演"圣谕六言"等。在教育方法上,他主要的方法有宣讲式和互动讨论式。互动讨论式主要是由学生向老师问问题,或老师向学生提问题,再大家针对问题辩论,堂上为了活跃气氛还可插入歌吟等活动,形式不拘一格。在学习方法上,他强调多思、发愤、时习、作疑、悟,他重视老师问题,他认为老师应是"善之至"、"立人之极"。他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值得研究。

明代大儒罗汝芳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泰州学派的罗汝芳是晚明重要思想家,其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实践性的教育思想。罗汝芳以求仁为学问宗旨,以孝弟慈为教育内容,注重正面引导,强调唤醒人心。罗汝芳承继了泰州学派的乐学思想并加以深化,把"生""仁"等思想注入其中,从而使乐学合乎孔子求仁宗旨。在学习方法上,罗汝芳重立志,重觉悟,重当下。

明末王学“人”的走出与“学”的分流——以近溪一脉师承流变为中心的考察

局限于王阳明亲传弟子的阳明后学研究不足以反映明末王学演化、分流之全貌,由罗汝芳开创的"旴江一脉"在晚明清初思想界具有广泛影响力,对近溪一脉"人"之流动与"学"之传承的梳理和研究可为晚明王学分化乃至明清学术转型的探讨提供重要线索。整体言之,就师承来说,近溪一脉虽"善无常主",但总体精神不离泰州经世风貌;就思想传承上讲,近溪孝弟慈之教在其后学中得到普遍宣扬,然"性命真诠"却为其再传弟子吴道南摒弃。这一转变正突显了明清之际儒者对待心性之学的反省、重构之思。

罗汝芳的社会参与精神及其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罗汝芳是泰州王学的中坚,较之乃师颜钧(山农)更具理论特色。其思想源于周易,承继孔孟,会通儒禅,发扬阳明之学与泰州心斋之学。他一生矢力于学术研究外,更热衷讲学,从政辗转太湖、宁国府、云南等,在那污浊的官场,以一颗仁心实施教化,以"赤子之心"剖示"良知"本质而慑服众生无数,充分体现出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

罗汝芳生命观发微

罗汝芳作为明代泰州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生命哲学在阳明后学中别具一格。他以阳明心学为本,纳佛道思想为己用,以“赤子之心”替代阳明的良知本体,追求“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境界。研究罗汝芳的生命观,不仅仅是对心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对把握心学走向有重要意义,更在于能够借此为解决现代人的生存焦虑提供理论借鉴,为当今社会进行生命教育提供学理启示与实践导引。

罗汝芳生平与家世述略

罗汝芳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被称为泰州学派“唯一特出者”。出生于南城县,一生研习理学,传播理学,门人众多,影响深远。罗氏为南城望族,人才辈出,而汝芳又是其杰出代表。汝芳世居南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