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刘秀在原郡县洛阳城基础上,按都城礼制规划理念进行了增建。南宫大朝居中,左右分立庙和社,正式形成都城的“左祖右社”布局。庙则改西汉分散陵庙制,实行诸帝神主一庙“共堂”的集中庙制。南宫四面辟门,其分别名青龙、白虎、玄武,南门名端门,有似周正寝“路寝”门,这些均是阴阳五行观念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端门前大道,通过南垣平城门直达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大朝正宫之南的礼仪御道,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各具独特建制而分立,明堂用于祭祀五帝,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辟雍用于举行射礼、养老礼,太学为教授经学,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宣教礼仪的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已成历代都城之定制。东汉洛阳开启了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后世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洛阳出土东汉“东井灭火”陶井栏考略——兼谈中国古代的“防火”“灭火”观念

洛阳出土的“东井灭火”陶井栏平面呈“井”字形,下有长方形井壁。陶井栏铭文为“东井”“灭火”。陶井栏正面有肩扛“灭火”铭旗帜人物,是“救火”的基层官吏“啬夫”。紧跟其后的“禽鸟”,应是“御火”瑞鸟。陶井栏两个侧面模印的牛图像,是用来祭祀火神的牺牲。陶井栏周身雕饰的卷云纹、鱼纹图案,是水的象征。“藻井”形图案,是厌火的象征。菱形纹图案,是防火寓意的具体反映。陶井栏表面涂成银灰色,是银河的象征,银河的“水”通过“云”“雨”演化为地上的水。中华先民非常重视防火、灭火的预防教育并采取了相应的具体措施。东汉陶井栏上的铭文和图案,就是这种防火、灭火观念的具体反映。

东汉洛阳广成苑考略

广成苑是东汉洛阳郊区的一座皇家园林,其景观内容与西汉的郊区园林相同,以天然山水为主。但由于两汉社会政治形势的不同,广成苑在园林的服务功能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引起了皇家园林与都城关系的变化,在古代都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通过文献考证,对广成苑的地理位置和景观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社会功能及其与都城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探讨。

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7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

邾国故城遗址2015和2017年两次发掘获得动物遗存14010件,可鉴定出蚌、鲤鱼、乌鳢、黄鱼、龟、鳖、鸡、鹰、猪、绵羊、黄牛、麋鹿、梅花鹿、马、狗、兔和鼠等。动物构成中明显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从死亡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先民饲养这些家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除以饲养家畜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外,还会狩猎野生动物、捕捞少量水生种属作为肉食的补充资源;两个年度发掘区在不同时期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性质),其出土的动物遗存也显示出与这些不同的功能区相符的特征。

东汉洛阳人口问题初探

东汉时期,官吏、军队等阶层的迁入、迁出使首都洛阳人口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皇室宗族、宫廷服务人员等构成东汉洛阳居住人口。根据文献记载分析,东汉洛阳地区人口约为50万。

析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ll groups had a hard discussion on the location of the capital. Due to the social circumstanc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Luoyang, economic situation, the regional background of ruling group and the policies of Liu Xiu,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elected Luoyang as its capital.

奉节宝塔坪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

2003年在奉节县宝塔坪遗址发掘一批墓葬。IM1028是土坑墓,出土陶器和铜铃,年代在战国晚期到秦代。IM9001是石室墓,出土陶器皿和陶俑,年代在东汉。

东汉时期的两都之争:以班固《两都赋》为例

在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汉代是不可阙如的环节。西汉立国之初,基于政治和军事、地理的考虑,定都于长安,但由于关中之地与"暴秦"的历史关联,这一帝都长期难以在政治上获得合法性。与此相比较,洛阳城营建于西周初年,是周王朝的都城,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地方,这样,长安与洛阳,也就分别成为秦制与周制的象征,所谓的两都之争,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论争的表象形式。西汉王朝自武帝始,国家政治日益儒家化,迁都洛阳遂成为儒家士人日益强烈的政治冲动。东汉之后,国家新都定于洛阳,这可视为儒家士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但同时却又激起了"关中耆老"的情感反弹。班固的《两都赋》是东汉明帝时期为洛阳辩护的典范文本。在现实层面,这一作品加固了洛阳作为帝都的位置,在观念层面,则全面昭示了汉代儒家理想王城的建制方式。就中国城市史研究而言,它提示人们,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和建设,虽然奠基于经济和军事的考虑,但最终却是要在政治、伦理、哲学层面确立正当性。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或哲学、政治观念的物态形式,它承担着"器以藏礼"或"以器显礼"的重大使命。

东汉洛阳自然灾害与政府赈灾年表

在作为东汉王朝都城的166年中,洛阳发生了102次自然灾害,而在此后的30年里没有一次灾害记录。洛阳的灾害记录约占同期全国灾害记录的四分之一,说明灾害记录具有极其强烈的人为因素和政治因素。东汉洛阳自然灾害的种类齐全,除霜灾外,可谓是众灾毕至。位居次数多、为祸烈前三位的灾种为地震、水灾、旱灾。

洛阳东周两汉瓦当概述

洛阳东周两汉时期的瓦当资料多来自于当时的建筑基址、烧窑、灰坑和墓葬中。瓦当种类有半瓦当和圆瓦当,东周时期以半瓦当为主,两汉时期多为圆瓦当。瓦当纹饰主要有饕餮纹、涡纹、卷云纹、动物纹和文字瓦当等。

东汉洛阳地区的疫病与信仰

东汉时期的洛阳地区,人口众多,疫病频繁发生,出现了两个疫病高峰期。除积极进行医疗救治外,在洛阳地区,出现了多种与疫病相关的避疫信仰。有的是传统的信仰模式,有的是早期道教信仰。使东汉时期的洛阳,可能成为早期道教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

略论东汉时期的河南尹

东汉建武元年,国家开始设置河南尹。河南尹既是畿辅地区的名称,也是京畿地区长官的名称。作为京畿地区长官的河南尹具有对畿辅地区和首都洛阳的管理权,并且,起到保证首都洛阳社会安定的作用。东汉国家还使河南尹能够参与国家的政务和礼仪活动。国家可以从中央和地方官员中选任河南尹,对河南尹的选任注意到籍贯的回避。从河南尹的职掌和选任的情况来看,河南尹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官特征。

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和利用

东汉王朝在建都洛阳过程中,对周围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和改造。东汉洛阳在都城选址和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洛阳周围的地形、土壤肥沃度、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因素;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主要表现在阳渠的修建、苑囿的建设、关隘以及道路的修整等方面。东汉洛阳对周围环境的改造促进了洛阳的繁荣、城市的美观,同时也有一定的破坏作用。

东汉洛阳城南:中国古代第一个都城文化区的形成

东汉洛阳城南诞生了中国古代都城第一个城市文化区。所谓"东汉洛阳城南文化区"是指东汉时期洛阳城平城门以南到古洛河北岸这一片区域。它以光武帝、明帝时期建设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发端,因庞大的太学生持续聚集而逐步发展为一个融太学文化、经学文化和礼制文化等多种类型文化为一体的新兴文化区。作为东汉统治者一项都城空间体制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措施,洛阳城南文化区荟萃洛阳都城文化之精华,影响及于当时和后世,在中国古代都城史和都城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东汉洛阳的“上林”

东汉洛阳附近有相当密集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和作用最为显著。以上林苑为代表的东汉洛阳 皇家范囿成为东方都市洛阳最重要的风景之一。上林苑等苑囿的形成，可以体现当时人的自然观和生态 观。我们讨论东汉洛阳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时，不应当忽略与此有关的生态环境的背景。

洛阳在东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

在东汉文学地理空间由西向东转移的过程中,洛阳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这种转移在兖、豫、青、徐等地的文化发展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地方文化中心的繁荣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京城洛阳的文学繁荣。以班固为代表的东汉士人,在洛阳的文学活动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凸显了洛阳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东汉洛阳北宫考

东汉北宫是皇权的象征,是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枢,既是皇帝登基、处理日常朝政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也是皇室成员接受教育和生活起居之所。北宫内设有专门的学术机构,不仅藏有大量的典策文章,而且网罗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北宫如今虽已成为"消失的建筑",但其中的门、阙、殿、堂等建筑物都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联。

汉光武帝刘秀鄗南即位处文献述论

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刘秀即位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鄗县随之改为高邑县。北齐天保七年,高邑县治所迁至房子县境内。隋开皇十六年,设立柏乡县,鄗县故城、千秋亭遗址属于柏乡县辖区。从唐朝开始关于鄗城、千秋亭的地理位置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从东汉晋南北朝对于汉光武帝鄗南即位的文献记载,可以考察其源头;从唐宋元明清文献对于鄗城、千秋亭的文献记载,可以观察其流变。刘秀鄗南即位处的文献记载,持续不断,前后衔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传世文献与考古勘探相结合,证实鄗城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鄗南千秋亭遗址在今河北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这说明历史文化资源归属是个动态问题,应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历史与现实归属的实际,分清时间断限、行政区划变迁等时空因素,以解决历史文化资源的归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