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被误解的历史命运解析

史料证明,先有跳舞实践,后有胡旋舞名称。胡旋舞本为女性专业舞蹈,安禄山以肥胖老男之身跳胡旋舞,意在制造笑话。安史之乱后,由于事件的新闻效应和内容的戏剧化色彩,因而胡旋舞广为传播。学者们围绕敦煌壁画的乐舞图像是否为胡旋舞展开的研究,并未涉及胡旋舞的含义。敦煌壁画中的胡旋舞分布规律也证明,胡旋舞极盛时期,不是盛唐而是中唐后。即使是讲化生童子的变文,也不曾使用"胡旋舞"之称。所谓胡旋舞在历史上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它是北朝汉人对胡人舞蹈,或者是今人对敦煌壁画说法图的一种误读。

大动乱时期的士庶遭际与记忆——基于涉及安史之乱出土唐人墓志的分析

大量出土唐人墓志等石刻文献程度不同地涉及到对安史之乱的经历与回忆,以"当事人"的身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不少墓志回忆为正史文献所阙略,可与传世文献记载互为印证,如对安史动乱前唐朝社会繁荣富庶的回忆、安史起兵的动员宣传和叛军控制区的社会心态,大量唐朝官员的"从逆"及伪饰,安史"僭伪"年号的使用,战乱中士人科举梦的幻灭和普通士庶家庭的遭际等。墓志中所反映出的诸多普通士庶的经历和个人化叙事一定意义上可以丰富和深化对这场大动乱的认识。

论安史之乱与王维晚年的儒佛互补思想

安史之乱深刻地影响了唐朝文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文学创作。王维在乱中身陷囹圄、迫受伪职。这一经历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他晚年的思想、心态、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晚年身回政治,心归空门,援儒入佛,奉佛报恩,将佛教与济世结合,儒佛思想互补。他以儒家之道德标准自觉审判缺失,以佛家之有相忏悔和无相忏悔救赎。儒家之救世济民成为他的立身之本,佛家之寂灭空观成为他灵魂的避难所。

杜甫对安史之乱中“附逆”文人的态度管窥

在安史之乱中,朝臣的“附逆”及随后的“清算”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杜甫作为时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该问题也投入了相当的关切,从他写给李白、郑虔、王维等人的诗歌中,可以管窥其态度与立场。对于被迫“附逆”的文人,杜甫总体上是同情和怜惜的,且多为之辩护,这吻合了他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该立场在当时纷歧的舆论导向的映照下,显得尤为鲜明。与此同时,杜甫也持有较高的道德准则,这使得他对于“附逆”情况不同的文人,态度呈现出微妙的差异。

唐中后期廉政制度毁坏的镜鉴

"安史之乱"是唐朝盛衰的转折点,从廉政制度方面讲,有以下特点:奢侈腐化与制约失控,体制削弱与监察流弊,言路堵塞与秘密奏事,用人不当与贤策难求,这一切造成了唐中后期廉政风尚的毁坏。由于国家廉政制度毁坏,造成唐中后期朝纲紊乱,乃至国家覆亡,为当代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留下了有益的镜鉴。

安禄山干亲结拜史事考评

安禄山是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他热衷于发展干亲结拜关系,不仅与多人结拜过,还收认多人为义子,包括其八千亲兵,成为史书上收认义子亲兵数量最多者。安禄山发展干亲结拜关系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干亲结拜风俗、唐朝皇帝的干亲结拜倾向、唐朝武将的干亲结拜嗜好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通过干亲结拜,安禄山获得了很高的发展平台,巩固了唐玄宗的宠信,壮大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掌握了朝政动向,从而为发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也说“扬一益二”

“扬一益二”说起于中晚唐 ,多种史籍及近人论著对此均有阐释。但大多史论或对此说存在的时间说明不清楚 ,或对此说指代的政治、经济或文化意义交代不准确 ,造成后人的一些歧义。本文详校诸史 ,以为“扬一益二”是一种带有文化生活意义的城市商业经济繁荣的现象。“扬一益二”时期唐代的政治。

七国之乱、八王之乱、安史之乱之比较

七国、八王、安史三乱皆因地方势力过于膨胀 ,中央对其失控所致 ;地方官品行之优劣 ,对叛乱发生与否关系甚为重要。叛乱之结果及其影响 ,则与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与否有直接关系。或是迅速平定叛乱 ,中央集权因之而强固 ;或是延误平叛 ,导致割据 ;或是叛乱经久难平 ,直接影响王朝之命运。另外 ,叛乱如有少数民族成分参与 ,将增加其复杂性 ;

李林甫专权与盛唐骤衰

唐朝鼎盛时期 ,玄宗李隆基被王朝的富足所陶醉 ,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从此深居宫中 ,专以声色自娱。李林甫以“口蜜腹剑”伎俩 ,骗取玄宗信任 ,高居相位长达 19年之久。本来 ,早在玄宗开元年间 ,社会已多积弊 ,尚未彻底清除 ,而李林甫的长期专权 ,致使社会积弊演变为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野心家安禄山等 ,利用唐朝这种严重社会危机 ,乘机发动祸及全国的大叛乱 ,以致使唐玄宗自己落得丧失皇位、狼狈逃亡巴蜀的可悲下场 ,也使强盛的唐王朝骤然而衰。

安史之乱前幽州节度使中的西北旧将

唐玄宗时代随着节度使制度的完备,唐朝的军事力量逐渐集中到东北、西北两大区域,《通典》提出的"二统说"成为解释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有学者提出二统之间存在着对立争斗。然而实际上东北与西北两大军事区域之间有着较为频繁的人员往来,尤其是幽州等东北节度使中出现了多位具有西北背景的将领。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王斛斯都是西北旧将,在西北立功后转任东北。即便在安禄山叛乱前后,仍然有西北背景的马灵詧出任安东副都护,高秀岩更是安禄山亲自从陇右调至幽州,成为叛军的重要将领。从这个角度来看,唐玄宗时期东北与西北两大军事区域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从《回纥(鹘)传》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看两唐书的差异

《旧唐书》与《新唐书》同为二十四史中有关唐代史事的官修史书,成书的时间又先后,所以后人在唐书前加上新旧以示区别。既然有新旧之分,自然内容也会有所区别。本文试图从《旧唐书回纥传》与《新唐书回鹘传》中关于安史之乱的记载找出两唐书之间的差异并分析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

王维安史之乱“受伪职”真相辨析

两《唐书》关于王维"受伪职""失节"之记载与史实有不少出入。君相代表的朝廷对突发的叛乱局势之严重误判,是导致王维以及大量官员陷入敌手的根本原因。安禄山下命令将王维等"迎置洛阳",王维却因为企图逃跑而最终被叛军以"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的方式"缚送贼庭"。王维之前一直坚持不屈,其同意出任伪官还另有隐情。王维是肃宗收复洛阳后,第一批被严加甄别的陷贼官员之一。王缙并未因为王维"赎罪"而被削职,王维也没有"下迁""责授",而是"官复原阶"。王维因其对皇朝的忠心,受到了皇室成员的高度礼遇。而南宋以后王维因所谓的"失节"被严重污名化,必须加以廓清。

杜甫“獨耻事干謁”發微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耻事干謁的一紙宣言,早已成爲學界的不易之論。然而,結合詩歌文本、唐人干謁風尚、杜甫一生行跡及其干謁觀念,可知“獨耻事干謁”内涵複雜,並不能據此説明杜甫以干謁爲耻。事實上,杜甫不僅在安史之亂後仍有干謁活動,對待干謁的態度也有理性客觀、因時而變的一面。杜甫晚年絶意干謁,是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如果直接替杜甫貼上“耻事干謁”的標籤,既會妨礙我們理解詩人晚年生存狀態與思想觀念,也不利於還原真實的杜甫形象。

张巡抵抗安史叛军斗争研究

通过对安史之乱中张巡率领广大军民在雍丘、睢阳保卫战中抵抗安史叛军斗争的研究,揭示了张巡及其抵抗安史叛军斗争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唐朝后期和以后的中国历史的积极影响。

中国古代戏曲题材中的杨贵妃之死

自元戏曲兴起,各朝代戏曲家基于不同创作意图,将杨贵妃之死搬演上戏曲舞台,这些剧演各具特色:元白朴《梧桐雨》抒发贵妃之怨,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表达贵妃之怒,明吴世美与屠隆肯定贵妃之情真,清洪昇《长生殿》赞赏贵妃之忠于情义。通过比较各剧书写马嵬坡杨贵妃之死的异同,可细细体会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作者对杨贵妃的不同态度及对安史之乱这段历史的不同解读。

史思明父子杀“胡”与政权失败

史思明杀害安庆绪时,连带屠杀与安庆绪同种族的胡人,史朝义弑父后,同样有杀害胡人的经历,这归根于史思明与安禄山不同种族之故。安禄山是落居东北的西域胡人,故能曲意迁就和拉拢当地各民族,反唐声势最为浩大。史氏父子则不同,更强调其突厥及土著的身份,导致种族联合的破裂,进而促使史朝义彻底覆灭。此巩固的种族团结的破坏,除一定程度上由政治形势变化所迫,史氏父子失策当属主要原因。

论高力士与奸臣们的斗争——为高力士平反之四

安史之乱之主因,是玄宗朝的中后期奸臣们"紊朝纲"。《旧唐书》记高力士是奸臣们"紊朝纲"之"由",如此,则高力士是奸臣,要负安史之乱的主要责任。但《新唐书》却认为高力士非但没参与奸臣们"紊朝纲"之行动,反而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只可惜"弗能除"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动而已,如此,则高力士是贤臣,不用负安史之乱的责任。孰是孰非呢?通过列举高力士与各奸臣斗争的史实,证明高力士是长期与奸臣们"紊朝纲"的行径作斗争的,确如《新唐书》所记,对朝纲的维护是有"补益"的,从而纠正了《旧唐书》的错误,亦为高力士作了平反。

吐鲁番新出唐《程府君墓志》考释--兼论安史之乱后伊西庭地区的军政一体化

该墓志2022年出土于吐鲁番巴达木东墓地。根据志文可知墓主程奂生前曾摄北庭副都护,这是继1984年吐鲁番高耀墓之后,发现的又一座唐代西域高级官员墓葬。通过对该墓志的考释,厘清了墓主的仕宦经历。志主程奂追随李元忠来到北庭,因功逐步获得提拔,担任过瀚海军副使、摄西州司马、北庭府长史等重要官职,最后摄北庭副都护。同时程奂的仕宦经历也体现了安史之乱后,面对吐蕃的步步紧逼,伊西庭地区的一体化管理做出的相应调整。

唐大历四年张群墓志考

敦煌张群生于开元盛世,以明经入仕,中年遭逢安史丧乱,参与收复洛阳。其人曾相继转隶郭子仪、刘晏、李光弼,为大军供应粮料,以及在淮泗地区实行营田政策,以备军国所需,在理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张群墓志为深入了解唐中后期财政状况、财政政策及理财家形象提供线索,因而颇具参考价值。

三峡地区土洞墓年代与源流考

根据青瓷盘口壶的演变规律,1997年湖北省巴东县雷家坪遗址发现的一座土坑洞室墓的年代应为晚唐或五代时期。土坑洞室墓在三峡地区出现和流行可能与安史之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