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喻经》与鲁迅写作的对话关系

在鲁迅辑校过的古籍中,《百喻经》是唯一的佛经典籍,有着特别的分量。《百喻经》由寓言故事和佛理两部分构成,1926年王品青和鲁迅共同辑校完成并恢复原名《痴华鬘》,此版本“独留寓言其中”,更突出了故事性和寓言性。周作人追忆说,鲁迅读佛经重在读文章,《百喻经》有其特别的结构布局和写法。以《百喻经》与鲁迅的作品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对读,可以发现二者在“帮闲”的寓言式书写、“奔逐”的小说笔法与国民性批判等方面的互文关系。

论网络亚文化语境中鲁迅形象的建构——以B站账号“云社_”为例

“鲁迅形象”“他塑”的经典化依从知识分子的批判经典化和大众的“群选经典化”两条路径,在“四体演进”中呈现出“隐喻鲁迅”“转喻鲁迅”“提喻鲁迅”“反讽鲁迅”的形态演绎。虽然四种形态分别与“启蒙鲁迅”“政治鲁迅”“人间鲁迅”“网红鲁迅”相呼应,但在最后一个阶段中,从关联与方向上“反讽鲁迅”脱离出“网红鲁迅”,对其“否定之否定”,自成其身。在“后期现代社会”中,伴随“媒介融合”,“反讽鲁迅”先“符号化”,再于其元语言机制中形成,且趋向严肃性、批判性、正向性,内蕴政治意涵。以“云社_”的视频文本“场”为代表的亚文化语境,是这一形象产生的“舞台”。语境中,符号发布者、接受者在“实践世界”与“思维世界”间的互越,生成“反讽鲁迅”在亚文化领域的“意义世界”。

友爱的政治学:现代文学对传统的重写--从《铸剑》与《石秀》谈起

在20世纪文学的不断变革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文史资源)与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发生的关系十分复杂,主要是以断裂、疏离乃至对立的方式进行。直到80年代后期,才又重提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以及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有机联系的论题。中国现代文学对古典文学的传承成为近年的重要论题,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并未切断与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一些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恰恰是对古代本事或经典文本改写而显现出独特而有力量的创新意义。《铸剑》和《石秀》两篇作品描写了为朋友“复仇”或为结拜兄弟见义勇为的行动--此关系及行动可以在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学”名义下来审视,也是在这一名义的映射下,或可从一个特殊视角透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传统发生的关联,也可由此审视富有革新精神的中国现代作家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方式。

鲁迅在京足迹折射的文人城市空间结构意象——对《鲁迅日记》中北京地名的分析

国家第二次地名普查已经启动,其中一项工作是调查地名文化。发掘地名文化有6种功能,其中之一是"展现历史时期聚落空间格局"。文章的第一个目的是分析一系列地名与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关系,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地名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聚落功能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基于历史文献恢复城市历史空间格局的主体性,意在指出所有基于文献分析得出的城市空间结构均带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恰恰可以部分反映出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文章以《鲁迅日记》为研究对象,统计鲁迅1912―1926年在北京居住的时期内,他所光顾过的地方。用这一系列地名,将那个时期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来。文章采用文人日记作为研究材料分析地名,这与采用城市历史地图中的地名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差异是,强调了个体视角中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个结构折射出那个时期文人心中的城市空间结构意象。文章的结论有二:第一,鲁迅在京足迹地图串联的那些貌似无意义的地名,可以构成一个地名集合遗产,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第二,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知的首要对象是区域,而他将林奇提出的其余4个空间要素列为次要感知层次。

全面认识鲁迅与鲁迅的当代价值

鲁迅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任何时代都是根据自己时代的需要把握和肯定鲁迅的一些方面,这与文学史全面认识鲁迅是两回事。鲁迅精神的实质不是自由主义,而是追求个体自由与追求民族解放这两者的高度统一。鲁迅的与时俱进,始终以民众为主体。鲁迅这种与时俱进与目标一致相统一的思想进程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再评鲁迅文章、著作的列类和分类

通过对鲁迅文章和著作的评析 ,论证了鲁迅的作品并非全属文学性的事实。同时对《中图法》中对鲁迅设置的专类也进行了全面的评述 ,笔者认为应修改《中图法》中对鲁迅设置的专门类目。

鲁迅“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性语境及其局限

鲁迅关于文学自觉的时代始于魏晋的看法是在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形成的,是中国文学观念西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的中西比较视域、形式美感视域和情感视域三重视域影响了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其论断的局限主要在于:一、鲁迅对"文学自觉"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并不清楚;二、文学史研究中的自相矛盾;三、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功利主义与审美主义的内在关系;四、对文学自觉的标志的看法也并不全面。

疏离与被疏离——论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疏离与被疏离是对鲁迅与左联关系的较为准确的概括。鲁迅对左联的疏离具有双重含义:其行为表象是鲁迅对左联工作的冷淡,包括与左联实际领导人的不合作和对新政策的不理解、不支持,而实质上这是鲁迅对左联由来已久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有了清醒认识之后的理性选择;左联对鲁迅的疏离也具有双重含义,那就是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对鲁迅维持着敬重的表象,实质上他们在攻击着、欺瞒着、背弃着鲁迅。

是人吃人还是礼教吃人?——论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

《狂人日记》长期以来被定论为揭露礼教吃人,但从鲁迅的一贯思想和小说发表时鲁迅的自述可以断定,其原初的核心的动机是表现人吃人,是揭露存在于中国的食人蛮性,它通过对被吃的恐惧感传达出鲁迅对民族摆脱野蛮状态的热望以及对人的肌体和生命的强烈关注。

不同文化中女性的悲歌:祥林嫂和苔丝命运比较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都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但由于两人所处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传统观念她们又作出了不同的反映——祥林嫂对于封建礼教强加于女人的束缚表现出的是驯服和屈从,而苔丝对于男权传统、对于基督教观念却提出了质疑和反叛,这种不同的反映也体现出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质。

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近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伟大”的作家 ,他们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时由于鲁迅和陀氏创作所处的社会转型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性 ,使得两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本文将他们置于“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考察 。

鲁迅小说的颜色词语论析

鲁迅小说包含有众多的颜色词语 ,这些词语构成了规模颇大的形象色彩义类聚 :颜色词语所蕴涵的形象色彩在鲁迅的小说文本中共有三种途径获得 :一是由颜色语素与其它语素共同构成复音节的颜色词语 ;二是借助特定的语境 ;三是利用颜色词语的对比和铺排构成作品基本色调。鲁迅小说对文本中颜色词语的运用 ,反映了鲁迅小说的创作性和语言风格。

从鲁迅到贾平凹——中国现当代文学疾病叙事的历史变迁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贯穿着与疾病有关的身体经验和文学修辞。鲁迅与贾平凹都是有着丰富的患病体验,并对疾病问题进行了深切表现的作家。从鲁迅到贾平凹,对疾病的书写从科学化到神秘化,从"祛魅"到"复魅",从崇尚科学理性到注重文化民俗。透过从鲁迅到贾平凹的疾病叙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中医与西医的争论、科学与迷信的纠缠,勾勒出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消长起伏的一个面向。

上海鲁迅公园空间构成变迁及其特征研究

将上海鲁迅公园按照清代初期设计阶段及设计实施阶段、中华民国前阶段及后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革"前后的6个阶段,从山形水系、设施、园路及功能分区4方面对其空间构成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明确了,公园自清代开设至中华民国时代:采用园界设置湖岛,中心及扩建区域设置体育设施为主,周边设置修景设施等为辅,园路以入口环路加回游式主环路的体育兼风景公园的空间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由于公园的利用形态发生了转变,其空间构成产生了以下的变迁:采用的是中心设置"一池(湖)三山(岛)"、由北向南设置山体,湖面两侧设置以文化纪念设施为主,周边设置修景设施、修养设施等为辅,园路为入口环路加网状环路的纪念性文化休息公园的空间构成。

鲁迅与夏目漱石写作的心理背景

鲁迅与夏目漱石在文学意义上关系隐微,但又不可小觑,他们思想上、文学上的异同取决于客观(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主观(知识分子的禀性)两方面因素。从客观上看,“自下而上”的五四运动的不彻底性和“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的轻率性分别构成了“当事人”身份鲁迅和“后来者”身份的夏目漱石的文化背景。从主观上看,人文批判型知识分子的禀性使得他们都经历了心理的挫败,不同的是,鲁迅仍以飞蛾扑火的精神投入到新一轮的搏击中,而夏目漱石则步入心灵的禅院,以期在静思默想之中获得心灵的宁静。

鬼而人、理而情的生命狂欢——论鲁迅文学创作中的“鬼魂”叙事

鲁迅文学世界中的"鬼魂"叙事,充分体现了"鬼"文化在语义上的丰富性与形态上的多样性。鲁迅对乡间赛神、社戏这些民间节日中的鬼魂扮演中所显示的"狂欢化"特征的赞美,是因为他深切而独到地看到了底层民众在这些狂欢活动中所获得的心灵感觉的复苏与精神力的张扬,从鲁迅的"鬼魂"意象的描写,可以看到但丁《神曲》等西方文化的影响痕迹,而更多的则是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丰富深厚的鬼魂叙事传统的继承,并在这种继承中体现出五四新文化的时代精神。

神话与鲁迅小说——《补天》重读札记

鲁迅是中国现代最具特色的神话整理者，他用神话题材创作小说，与其小说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有关。《补天》典型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神话的复原和重建。《补天》表达的人以快乐为最高目标，快乐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等思想内容，对我们仍有着启发意义。

关于《野草》研究中两种倾向的辨析

从近年来《野草》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指出《野草》研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私人化和玄学化两种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野草》研究的健康发展。结论是鲁迅《野草》固然有个人体验在内,但却并不是完全私人化的,在主要倾向上,还是指向了社会,有很强的社会性;固然有具有哲学意味的深度思考,但却并非纯粹玄学化的冥思,而是主要指向了现实,有很强的现实性。

永远的故乡与鲁迅的返乡之路——鲁迅《故乡》的文本分析

以探寻鲁迅短篇小说《故乡》艺术价值形成机制为目的,通过文本分析后认为:第一,在小说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中,实际产生了回忆主体和体验主体两个第一人称,并形成了两个时空的宽阔对话空间。第二,这个对话空间是在"故乡与返乡"的故事模式中展开的,在"故乡与返乡"的故事模式中,鲁迅开掘出对于生命轮回的感受与悲剧性的幻灭感,以及对于希望的思考等等形而上的意味。进而认为,《故乡》艺术价值的顶点是在这种形而上意味中所呈现的"自我辩驳性质"。这正是鲁迅深刻之所在。

向死而生——也论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蕴

死亡是文学的三原色之一,也是文学的永恒话题,对死亡的探寻尤其体现出作家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鲁迅是“五四”时期开创先锋的大师,余华则是带有世纪末意识的先锋作家。不同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人物死亡的独特方式及对死亡意义的不同开掘、人物死亡场面的独特观察与叙述等方面的不同,使鲁迅、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呈现出不同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