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吕氏“南阳讲习堂”藏书考论

"南阳讲习堂"藏书在吕留良、吕葆中父子手上达到鼎盛,维持60余年,雍正年间因文字狱案而星散。讲习堂藏书与吕留良父子的理想抱负、学术兴趣紧密相连,体现出浓厚的遗民和理学色彩。讲习堂藏书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清代文化也有较深的影响,一批珍贵文献因它而保存至今,它与其他藏书楼的交流及其刻书活动对清代学术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吕留良交恶与澹生堂藏书之关系

黄宗羲、吕留良之交恶是清初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购买澹生堂藏书即是两人交恶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祖望对此事经过论述甚详。但全祖望是黄门后学,偏袒黄宗羲而贬抑吕留良,所述经过谬误颇多。后世学者有承袭全氏之误者,亦有滋生新谬误者。本文从原始文献出发,通过严密考证,力图还原黄、吕交恶的真实图景,也试图阐发交恶背后的性情之争与学术差异。

明清易代之际的批判理学:再论吕留良理学思想的基本定位

以往对于吕留良理学思想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以“尊朱辟王”来概括其思想立场。实际上“尊朱辟王”的说法并不合适,因为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含糊的,不能很准确地表达吕氏所处时代的思想状况、吕氏本身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吕氏思想的基本价值倾向。有鉴于此,对于吕氏理学思想的概括可以视为“批判理学”,这样更能体现处于明清易代之际以遗民身份自限的这样一种具体的理学思想形态。吕氏理学思想显然是批判王学的,但是又跟一般意义上的朱子学不一样,这是由于吕氏所处的特殊生活氛围和身份意识所决定的。

为“心学”正名:《驳吕留良四书讲义》卮言

朱轼等所纂《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尽管有其强烈的政治意图,持论未尽公允,但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在王学被大批判以及宋明心性之学衰微的情形之下,清初官方对"心学"传统的坚守以及"心学"与道统建构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说明"吕留良案"在文字狱层面之外还有其更值得探求的"心学"意义。在传统语境中,"心学"不与陆王之学对等,而是包含陆王之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的指称,并且可以上溯为尧舜禹相授受的道统,是华夏先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的最高哲学概括。考察这一广义"心学",对于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启示当前的文化复兴不无裨益。

现存《近思录》版本与嘉兴刻书

存世的《近思录》及其整理本较多地有赖于明清嘉兴私刻,特别是清初嘉兴吕留良家族的刻书,为朱子学的传播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现存清初《近思录》白文本则多为吕氏家塾、宝诰堂刻本;天盖楼刻本蔡模《近思续录》为吕留良门人柯崇朴校订。明末,钱士升自刻续编本《五子近思录》十四卷,在明末清初的理学传播中也有肇始之功。他们为弘扬程朱之学、发展浙江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笔记小说对文字狱的述载——以《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吕留良案为例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也是清代最著名文字狱中的主要人物。在《子不语》和《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有表现吕留良的笔记,但袁枚和纪昀对吕留良的态度有所不同:袁枚重点叙述吕留良对佛教的态度,而纪昀则痛骂吕留良对朝廷不忠。因为身份和地位不同,导致两人对同一事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也即袁枚认为吕留良案件是一个学术问题,而纪昀则认为是政治问题。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

文章叙述了清雍正间的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着重分析了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案件的处理,指出孔孟程朱的思想义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可以作为反对清朝的理论武器。雍正帝勇于在天下人面前与吕留良辩论,说明清帝对汉族文化的深入掌握;乾隆帝回避对清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体现出清帝更为成熟、理性的统治策略。文章最后推测曾吕案可能对乾隆帝不喜欢理学、讲学有重大的影响,乾隆帝的这种态度促进了考据学的成长。

吕留良“奇横”说发微吕留良“奇横”说发微

吕留良在诗文批评中标举“奇横”说,独具识见。“奇横”说针对明末清初熟俗软媚的科举文风而提出,是吕留良遗民思想的艺术表达,代表着一种内心坚持的清高傲世姿态和睥睨外物的气度。“奇横”指作品造意纵横奇放,笔势健拔遒劲,文气肆意流贯的状态,是一种合乎法度的变化之美,可视为诗文的整体风格和审美境界。其审美内涵,包括生新跌宕的章法和意脉、苍劲有力的骨气和平淡自然的风格三个方面。吕留良在诗文创作中师法“奇横”说。他在重释杜诗艺术经验和承继苏轼文论精神的基础上提倡的“奇横”说,对清代及民国诗学和词学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湖南省图书馆所藏题为吕留良《唐诗选》考述

湖南省图书馆所藏题为吕留良编选的唐诗选本《唐诗选》,迄今不为学界所知。该选应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后,但并非由吕留良亲选。《唐诗选》在评点注释体例上颇为独到,编选的文献资料具有学术价值。

近四十年来吕留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吕留良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生前身后都对清初的儒学与士风有着重要影响。对吕留良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就已肇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相关研究的数量开始骤增,在其生平著述、学术与政治思想、文学文论、学人交游、文字狱案、医学著作与吕氏后裔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继续完善与改进的空间。未来的研究或可从材料、形式、方法与视野等角度寻求突破。

从吕留良与黄宗羲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透视清初江南儒者习医

宋以后儒与医相通的现象增多,明清时期儒医的发展更是蔚为可观。儒士吕留良与黄宗羲也兼习医学,并且造诣渊深,对医学源流、治法治则,都有各自独到见解。他们与江南名医高斗魁(字旦中)皆为好友,但也因高斗魁产生分歧和争论,加速了友谊的决裂。故梳理吕留良与黄宗羲两人的《高旦中墓志铭》之争探究清初儒者习医、隐医、行医而带来的士风变化与医学发展。

黄宗羲医事考述

黄宗羲兼习医学,曾为张景岳、赵献可及高斗魁三位浙东名医作传铭。《张景岳传》评价中肯,对后人启发较多。《高旦中墓志铭》则评价失实,遭人诟病。黄宗羲不但为后人留下了难得的医学史料,而且他不迷信怪异、科学求实的思想,对后世医学研究的影响也很深远。

论严鸿逵对吕留良反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基于对严鸿逵、吕留良日记的对比考察

严鸿逵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吕留良的弟子,谨遵其师教诲,在仕途与著述上都贯彻其师反清思想。吕留良这种反清情绪在日记中表现突出,而严鸿逵日记"有较吕留良为尤甚者"。所以,在清雍正帝为辩驳吕留良、严鸿逵等人反清思想而编写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对吕、严二人的日记中内容深恶痛绝,认为其"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种种丧心病狂""大言藐抗"。通过对严吕二人日记内容的对比,发掘严鸿逵对吕留良反清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并且阐明缘由。

出处殊途,治生迥异--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及治生比较

因各自家族在明代的境遇及明清易代之际的个人经历的不同,陆陇其与吕留良出处殊途,治生迥异,进而导致两人及各自家族在清代中后期的不同遭遇。陆陇其主要治生途径是处馆、书院授徒,兼以务农、时文评选和刻书。吕留良主要治生途径是时文评选、刻书,兼以务农、行医。陆陇其与吕留良是清初嘉兴士人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通过他们的比较,对深入认识清初士人具有重要意义。

吕留良的《中庸》诠释及其思想建构

吕留良为清初朱学代表,其有关《中庸》的诠释,可以说是“接着”朱子讲的。他一方面顺承朱子《中庸章句》解说的脉络,延续朱子《中庸》诠释的问题性,吸取了前者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同时又针对俗学、异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如针对异学之以圣人之教为外铄的错误看法,吕留良认为性、道、教内在关联,且以道为中心,性上着不得“修”字,提倡“修道而性复其中”。另外,他否定了以心之动静时节来区分戒惧与慎独工夫的做法,指出戒惧与慎独并非平行对立的两对工夫,而是两节工夫。在对“尽性”的理解上,吕留良亦指出“尽性”并非异端所言之见性、了性,“尽性”其实包含了内外、彼我两面,是内而尽己,外而尽人、尽物的一个兼而尽之的过程。吕留良的《中庸》诠释在清初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是清初朱学复兴的一个反映,了解其思想,对于把握该时代整体思想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论吕留良形象的文学差异——以《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为中心

《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涉及吕留良的文学形象描写大相径庭。作者选择吕留良案件为文学材料的动机不同,其间接原因是纪昀“法严考辨”与袁枚“性灵自由”的对立,直接原因则是纪昀奉君于朝与袁枚夷旷在野的差异。这背后显示了在朝集团与在野之士之间的张力:《子不语》中袁枚是为士人群体发声,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则是为皇权话语正名。吕留良文学形象的分裂,代表了两人立场的根本不同。

吕留良赠吴孟举北游诗的写作年代问题

吕留良《何求老人残稿》卷五有《送孟举北游》二首、《临行余以背疮作恶不得执手》《九日怀孟举》《孟举以诗见寄次韵奉怀》二首。这些诗均作于吴孟举第一次北游京师之年。俞国林《吕留良诗笺释》把上述四题六首诗的写作年代,均认定为康熙七年(1668)。其实俞先生有误判之嫌。吴孟举第一次进京时间应为康熙九年(1670)秋,吕留良赠吴孟举北游四题六首诗当作于康熙九年(1670)秋冬。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早期展开——基于“夷”字的概念史研究

清代对传统“华夷之辨”和“天下共主”观念的改造和摒弃,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两大步骤。这两大转变在18世纪中叶发生的“曾静—吕留良案”和“马嘎尔尼访华案”及此后事件中具有明显的体现。为消解曾静等汉族知识分子基于华夷之辨原则给清朝统治所带来的挑战,雍正等统治者对“夷”字语义进行重塑和推广,力图塑造出一种各民族相济发展的融合格局。由于马嘎尔尼等英国人对“夷”称的持续抗议和压迫,清朝统治者被迫取消“夷”字并替之以“西”“洋”“外”等词汇,反映出当时统治者从“天下共主”观念向“万国成员”观念的转变。“夷”字的语义转变及其历史命运反映出清中期现代国家建构在民族关系和国际关系维度上的早期展开方式。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包含复合要素的范畴,基于不同的要素,现代国家建构的时间、内容和方式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