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渊源与治学特点

吕祖谦的思想学术,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受到林之奇、汪应辰、胡宪及朱熹、张木式、陆九渊、陈亮等众多师友的影响。在南宋儒学诸派中,吕祖谦之学调和众学,不主一家,主张经史并重,强调务实致用,具有鲜明的特点。

从文道到意法:吕祖谦与散文学史的重要转折——兼说《古文关键》之“关键”的含义

吕祖谦《古文关键》的"关键"并非单指文章结构方面的起承转合,它包含四层含义:从历史角度看,八大家的议论文是古文的"关键";从作文角度看",意"和"立意"是古文的"关键";从篇章的角度看,文章的体法、篇法、句法,特别是在结构连接、起承转合方面的"变化"是文章的"关键";从审美角度看,"有力"是古文的"关键"。这些不同角度与层次的揭示,不仅为古文发展树立了标杆,而且使得散文学史开始了由道向意,由文到法,由本体论向创作论,由空廓玄简向具体实在的重要转移,将散文学史带进了新的纪元。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吕祖谦对老庄思想的兼容与改造

本文认为 ,南宋理学家吕祖谦对道家思想除了有所抨击外 ,还对其加以兼容并予以改造而利用之。他既与庄子一样肯定作为宇宙万物本体的道或理无时而又无所不在 ,但又赋予道或理以伦理价值内涵。其易学和史学论著中所运用的矛盾分析方法和体现出来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虽直接来自于《周易》 ,但也与老子的思想精神是相同的。他对庄学的宇宙本体观与心性论和对老学辩证思维方法的兼容与改造 ,是形成其兼治经史和思想博杂的理论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清人吕谦恒诗风辨

吕谦恒为明末书画家、诗人王铎之外孙,其诗学理念直承王铎。而王铎对明代诗学有拨乱反正之功。可以说,吕谦恒的诗学渊源及传承、变化,就是明清诗学风气演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作用。同时,前人对吕谦恒诗风的认识仁智各见,结论乃至完全相悖,故梳理吕氏诗风更见必要,对研究清代诗学具有重要意义。

现存《近思录》版本与嘉兴刻书

存世的《近思录》及其整理本较多地有赖于明清嘉兴私刻,特别是清初嘉兴吕留良家族的刻书,为朱子学的传播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现存清初《近思录》白文本则多为吕氏家塾、宝诰堂刻本;天盖楼刻本蔡模《近思续录》为吕留良门人柯崇朴校订。明末,钱士升自刻续编本《五子近思录》十四卷,在明末清初的理学传播中也有肇始之功。他们为弘扬程朱之学、发展浙江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吕思勉的考据学宗旨及原因

吕思勉是我国现代史学大师,他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吕思勉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其中有的是专门的考据论文,大部分以读史札记的体裁写作,有的考据成果是有机融合在其著作中的。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他认为学术的核心宗旨是求真,"治史旨在求真"。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雍正帝的“夫子好辩”——曾静吕留良案考论

文章叙述了清雍正间的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的来龙去脉,着重分析了雍正帝和乾隆帝对案件的处理,指出孔孟程朱的思想义理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也可以作为反对清朝的理论武器。雍正帝勇于在天下人面前与吕留良辩论,说明清帝对汉族文化的深入掌握;乾隆帝回避对清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体现出清帝更为成熟、理性的统治策略。文章最后推测曾吕案可能对乾隆帝不喜欢理学、讲学有重大的影响,乾隆帝的这种态度促进了考据学的成长。

论吕祖谦的祭文创作

吕祖谦兼具学者、史学家和理学家的身份,使他的祭文创作带上了与其他文学大家不同的特点,体现了独特的风格和雍容的风度。

《史记》“以吕易嬴”叙事与司马迁的“国嗣”忧思

司马迁在《史记》“以吕易嬴”叙事中,运用“互见”笔法,塑造了吕不韦、春申君、嫪毐、李园等通过改变他人血嗣谋夺政权的人物群像,并将他们的行为与对“国嗣”发挥关键作用的后妃的事迹“耦合”起来,揭示了专制权力传承的内在困境。司马迁如此运笔,是因为“国嗣”危机也是深刻影响他所处的西汉时期政治生态的现实问题。《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等篇的设立、书写反映出他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巫蛊之祸”和“王莽篡权”等事变的发生,不但印证了司马迁对于“国嗣”忧虑的现实针对性,也显示出他洞察古今的卓越史识。

吕祖谦与朱熹交游述论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而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学者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吕祖谦。朱、吕两人有三山之会、婺州之会、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学术交流,终使朱熹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吕学术交流实为我国古代学术交流之典范。

简论吕思勉的历史考据成就

吕思勉在历史考据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其逾千万言的著述中,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古史的考据文章。他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考据成就,跟他的学术求真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同时跟他广博的知识、清代学风的因袭、个人的嗜好都有关系。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试论吕祖谦经世致用的教育观

在南宋王朝岌岌可危之时,吕祖谦受永康、永嘉学派的影响,提出"求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的经世致用教育观,不仅对当时的教育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后世教育和学术的发展,至今仍具有可借鉴之处。

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论《周易》中的经纶之道

《周易》阐发匡济天下的经纶之道,即是“王道”。它由天道、地道、人道、中正之道构成。天道是开创之道,体现为“乾卦”;地道是守成之道,体现为“坤卦”;人道是仁义施治之道,包括“履卦”“贲卦”“离卦”“临卦”“观卦”“噬啮卦”“革卦”“师卦”“解卦”“丰卦”;中正之道是贞固之道。天地之道是根基,人道是主要内容,中正之道则是施治标尺。君王施行善政但不自夸,德性广博而化育人。十二卦构成的王道政治哲学,能够为构建政治文明共同体提供有益启示。

钱泳履园复原及造园理念初探

钱泳履园位于常熟市翁家庄,此园以水为胜,树木繁茂,是一处简远雅致的文人园林,在私家园林日渐流俗的清代中后期独树一帜,成为研究清代江南园林的重要案例。履园现已消失,通过解读分析履园的园铭和园图题咏,探析其山水环境及景观元素,从水系、植物、建筑3个方面复原履园的基本面貌,再现其邻溪而建、植被丰富、朴雅清逸的景观特征。并以《履园丛话》为基础,结合复原成果,总结钱泳的造园理念为相配得宜、造园如作诗文、构景追寻意境3个方面。

论《四库全书》提要准以朱子春秋学观及其影响:以《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主

《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判所收录春秋类典籍,多以朱子《春秋》说为据,然朱子自称五经中最不能理会的便是《春秋》①,朱子亦无春秋学专著,那么以朱子《春秋》说为标准的实质内容为何?本文试就三部提要称述,与引以为评判指标之朱子《春秋》,条理其内容,以说明编纂《四库全书》选书与形成评价的基本要项与内容,对朱子说的接受与其影响。

明代遂宁吕氏家族诗人初探

明代蜀中遂宁吕氏家族,科第蝉联,诗人辈出,历经数代,风流不衰,在社会上甚有名望,是明代巴蜀政治望族和文化世家。吕大器、吕潜父子,进入《巴蜀文学史》。本文选择吕氏家族中精英人物且对文学史有突出贡献的家族成员加以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