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分析

叙事歌曲《牛郎织女》是以我国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由我国著名词作家刘麟填词、作曲家王志信谱曲,二人共同创作完成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族声乐作品。作为叙事性音乐体裁,歌曲内容感人,传统民族风格的创作手法与现代作曲风格技法的融合,使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风格极具特色。该文围绕叙事歌曲《牛郎织女》的演唱进行分析,对该叙事歌曲的音乐内容进行详细解读,论述该叙事歌曲的歌词内涵、旋律特征和曲式结构,分析了该叙事歌曲的音乐特点,同时结合自身舞台实践经验,对该叙事歌曲的演唱情感处理以及情感内涵进行分析。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老去填词”在词史上的尊体价值及范式意义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早年好诗,后转而嗜词,以词抒写其遗民情感及半生零落的悲凉心绪,首倡“老去填词”说,树立了“老去填词”的经典形象,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老去填词”逐渐成为词体创作的新范式。晚近时期,随着世风、学风的转变,“老去填词”成为诸多文人普遍选择的寄怀人生之方式,开拓出词体创作的新境界。与词史上“悔其少作”的现象相比,“老去填词”在意境上追求“老”之一境,深化了词体的表达意境,提升了词体的品格,是学问之词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晚近时期的民族情绪及士人的心理特征。从对词体的体认来说,“老去填词”标志着清代词学“尊体”事业的九转功成。

新生代陕西作家范墩子小说的“抒情”进路

陕西文学继承了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生发出饱含秦人赳赳之势的抒情传统。新生代陕西作家范墩子以原乡、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抒情焦点,以抒情话语、反抒情话语、乡土魔幻现实话语介入小说抒情抵牾,以丰富的阅读经验与写作实践,孤独、忧郁与冒险的个人气质建构抒情矩阵,为新生代陕西作家开拓了可能的抒情进路。

近45年江淹赋研究综述

1979年以来,江淹赋的研究逐渐繁荣,取得了诸多成果。作者对有关江淹赋的内容分类、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与成就及对后世的影响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通过分析江淹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尽管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但依然有不少分歧和空白。

浅谈曹操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文学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英雄书生,在世积乱离的时代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抱负。就其文学创作而言,从“相和”类乐府文体的选择、诗歌主题内容的表达等方面都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诗人在其政治理想的抒情过程中也展现出其独立的个人倾向。同时,诗人虽大多书写个人情怀,但能着眼于整个时代,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情感结合,以独特的审美表达出对社会的关怀及志于一统的政治理想。

从唱腔的遗传基因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广东汉剧,也称为粤东“外江戏”。关于广东汉剧的源头,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们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有关广东汉剧源流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即使有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只是比较简单、零散而不够系统的探讨。在此以其唱腔、音乐形态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地剖析,并结合湖北汉剧的唱腔、音乐特点等,对其进行分析、对比,寻找、确认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相和歌辞研究三题

相和作为唱奏方式发源很早,至汉代更为盛行,并由此成为一类乐歌的名称。其具体唱奏方式包括器与器相和,器与人相和,丝、竹相继与人相和以及人与人相和。其歌辞并非源自百姓自娱的吟唱,而是职业艺人所唱之辞。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叙论称相和调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楚调和侧调五种调式,但在《乐府诗集》实际著录的相和歌辞中,却只收录了前四调的歌辞,并未著录侧调歌辞。这是由于郭茂倩编撰《乐府诗集》时参照的《宋书·乐志》因存在阙文而无侧调歌辞的缘故。在《乐府诗集》中,相和歌辞这一大类下又分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大曲十五曲九小类,其中大曲十五曲并不是与其他八小类并列的一类曲调。

汉剧曲牌音乐对南北曲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是中国板腔体戏曲皮黄声腔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同时也深受古代南北戏曲曲牌体音乐的滋养。依循传统曲学方法对汉剧曲牌进行分析,可知其与宋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词式、乐式有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末句腔式的一脉相沿亦是对南北曲“定板”传统的坚守。汉剧曲牌音乐投射出戏曲由曲牌体结构体制转向板腔体结构的过程,受南北曲音乐传统的影响,皮黄腔实现了南、北戏曲音乐风格的深度融合。

唐五代敦煌佛教的隆盛与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衍生

唐五代时期敦煌佛教昌隆,寺学随之逐步兴盛,曲子词遂常被寺中学郎抄写于同佛教有关的写卷之上。这些曲子词常会在佛教活动的表演中歌唱,以吸引民众前来进而宣传教义,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词调的衍生。衍生的词调及其创作常被用来弘扬佛法,有时亦会演变为新的词调,对词体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词体的发生发展与佛教的繁荣有着潜在关联,从敦煌寺学的繁荣及佛教活动乐舞表演的炽盛等角度切入,审视曲子词的流播及词调的发生发展问题,或可更清晰地观见词产生之初的形态,深化对词体演进历程的认知。

论唐宋词的“南唐范式”

"南唐范式"是唐宋词中有别于"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三大创作范式的一种抒情范式,它起源于五代时期词人韦庄,定型于南唐李煜,而造极于北宋之世,对词体发展的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之词。"南唐范式"善于书写人生痛苦,善于书写自我的真情实感,常书写怀旧、离别、相思、漂泊等有关内心感受的题材,同时还具备深情美、质朴美、真切美、悲剧美等审美价值。唐宋词的"南唐范式"成就了宋词一代之文学,在词史上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歌曲创作中歌词与曲调的关系探析

歌曲创作思维框架是建构在词曲作者对歌曲创作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多种不同的创作思维构成了音乐语言的多种风格及表现形态。中国当代歌曲的创作正处于异彩纷呈时期,政治上的通达和经济上的繁荣必然为歌曲创作思维提供多向多重的框架结构。文章从分析歌词的内容、节奏、结构入手,阐述了歌曲创作中歌词与曲调的关系,并通过对大量实例的具体分析,进一步阐明创作构思过程中歌词与曲调的内在联系。

论唐宋词体的类层和演进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风格独特、具有创新意识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并被一些词人仿效的词人词作可称为词体,其中一些优秀的词体,占有统治地位,形成类似人类社会部落种姓的又可称为种词体,若干种词体组成类似王国性质的则可称为亚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范式与文化传递:宋词翻译双璧

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朵琦葩。她独特的范式与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人们喜爱她的原因。民族文学也有世界性,宋词的魅力理应为国外读者所了解。但在翻译中,宋词精华之所在的范式与文化传递往往又难以处理。所以,解决这两方面的翻译问题,就成为宋词翻译的关键所在。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试论现代歌词的文体特征

现代歌词作为抒情文类之一种,其文体特征总体上类同于"书写—阅读"式的诗歌,但其艺术生成却是通过谱曲并以人声为传播媒介,以听觉为接受方式。音乐、人声等的介入,又使歌词呈现出有别于"书写—阅读"式诗歌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文本生成的非独立性和文本形态的开放性;此外,接受方式上的"直面相向"的特点,使歌词的文本生成与接受语境之间形成一种显豁的共生共谋关系。

从小说到戏剧:叙事消解中的诗意跨越——汪曾祺戏剧创作论

汪曾祺的戏剧创作属于一种小说抒情话语优势下的文学赋形,戏剧创作成为小说观念的跨文体实现,在思想内容、叙事方式、文体风格等多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小说特质。而文学诗情的渗透最终使得创作背离了戏剧性叙事的文体特性,转向抒情的艺术得失影响到戏剧创作的发展和收获。

伤离悼乱,烽烟鬼唱──蒋春霖战争词探微

蒋春霖为咸丰、同治时期著名词人，时称“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谭献）其《水云楼词》堪称有清一代上乘之作。他的词反映了晚清这个干戈扰攘的时代文人普遍的失落感及迷惘心绪，具有“词史”之价值。

论东坡体由“应”向“非应”的飞跃

东坡词在倅杭时期,基本都是“应”的创作;密徐时期,应体之作占有55%的比例,显示了向“非应”的渐次转型;黄州时期出现的经典名篇,其中80%皆为非应之作。东坡的应歌之作具有真实的属性,对东坡词的音乐性具有极大的帮助;应社之作,刺激了东坡词的大量写作,两者都是对“非应”写作的一种准备;应歌面对歌者,应社面对士大夫社会,都有戴面具的因素。苏轼对于一切“应”的摆脱,使其词体写作走向大自然、走向日常生活、走向自我内心。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