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VAR模型的中国创新质量演化阶段性与区域异质性研究

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但是,创新质量本身缺少系统研究。从投入产出过程角度看,创新质量分为研发投入的知识产出质量和知识投入的经济产出质量两个阶段,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对中国及其分区1995-2021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揭示投入产出过程创新质量演化阶段性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处于新的创新质量快速提升期。R&D投入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专利产出质量,专利产出质量的增加也会促进新产品销售收入。前者在创新质量快速提升期更显著,后者在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更显著。四大地区①的创新周期具有时间先后性,东部地区最早进入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西部地区最晚;两次过程中,创新投入产出质量之间正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和区制异质性并存;但处于创新质量稳定发展期的西部地区两种投入产出效应都为负。

金融杠杆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影响——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银行业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其杠杆率变化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金融杠杆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通过分析金融杠杆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机理,构建金融杠杆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三类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指标,并基于MS-VAR模型研究不同状态下金融杠杆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MSIH(3)-VAR(4)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金融杠杆率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在不同状态下,金融杠杆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程度有显著差异,较经济上行期和过渡期,在经济下行期降低金融杠杆对抑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效果更为显著;同时,降低金融杠杆对抑制国有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效果最好,对抑制城市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次之,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抑制效果最弱。

原油价格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影响的研究

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式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秉持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理念开展了多次合作,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而努力。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正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对促进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也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原油作为中国-中亚贸易合作的重要战略性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文章基于MS-VAR模型,探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的冲击。研究表明:第一,经济系统可以划分为波动期(区制1)和平稳期(区制2);第二,原油价格与中国-中亚贸易合作情况间彼此关联,且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经济系统处于波动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正冲击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产生明显的推动作用。当经济系统处于平稳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正冲击对中国-中亚贸易合作产生的效应较为微弱。研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第一,关注波动期时国际原油价格波动趋势;第二,多元化合作模式;第三,加快上海原油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建设。

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基于DMA-TVP-FAVAR模型和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监测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识别该风险对货币政策操作效果的影响,对于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创新性地应用DMA-TVP-FAVAR模型从动态视角搭建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并借助MS-VAR模型评估金融风险对价格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价格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防范金融风险离不开货币市场平稳运行,银行业、股票市场、房地产业、外汇市场在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中虽占比有限,但相对重要性上升。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区制特征,并且维持高风险区制的持续性更强。在系统性金融风险作用下,价格型工具的操作效果呈现非对称性,金融风险的存在大幅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中央银行有必要加大货币政策操作力度。研究工作有助于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应对机制。

基于QR-MS(2)-EGARCH(1,1)-st模型的互联网金融指数风险度量

基于2012—2021年互联网金融指数的日收盘价数据,采用二区制MS-GARCH(1,1)类模型刻画互联网金融指数收益率的波动过程,通过分析选出较优的模型MS(2)-EGARCH(1,1)-st,结果显示,互联网金融指数收益率存在两种划分明显的波动状态:平缓波动状态比剧烈波动状态的持续性更强,且剧烈波动存在非对称效应。将MS-EGARCH模型与分位数回归(QR)模型的组合模型进行互联网金融指数收益率的风险测度,并通过Kupiec回测检验方法计算拟合成功率,结果表明,QR-MS(2)-EGARCH(1,1)-st求解得到的风险价值(VaR)具有较高拟合成功率。

基于MS-VAR模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风险管理创新效应研究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根据本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本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积极贡献。本文聚焦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建设,将金融风险划分为银行风险、财政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借鉴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风险管理创新,基于MS-VAR模型研究分析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风险及管控问题。研究结果显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风险主要处于“中金融风险”区制,在风险转换的过程中存在“棘轮效应”,相比银行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财政风险能够更加显著地影响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稳定性。最后,提出采取渐进式开放路径、推进金融风险防范、做好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的对策建议。

中国金融风险预警的MS-VAR模型与区制状态研究

应用MS-VAR模型,我们构建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资产泡沫危机三个金融风险预警模型,以描述我国近年来金融风险变化的区制特点。MSI(3)-VAR(1)模型较好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资产泡沫危机划分为"低度风险"、"中度风险"和"高度风险"状态,风险的划分以及预警信号的发出时机较符合我国现实情况。

消费需求与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周期性波动同步吗——基于MS-VAR模型时变特征的分析

系统把握消费需求与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周期运行规律与联动机制,是提升我国消费需求与旅游消费需求的协同增长水平、促进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文章基于宏观动态演进视角,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通过变量协整分析、模型拟合、周期阶段划分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动态计量分析过程探究二者周期联动规律。结果证实,消费需求与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周期波动具有同步性,且这一关系形式实则是消费需求周期波动引发旅游消费需求同步变动的结果。文章认为,二者周期同步变动本质上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消费结构根据实际购买力水平和消费倾向,不断变更总体消费规模和服务型消费比重,以实现整体消费与局部支出协同增长的自组织与他组织过程。增强二者协同增长水平和推动消费结构优化转型,则需要产业政策与消费政策的共同调节和适时引导。

中国FCI构建及其对通胀的非对称性效应--基于BDFA-VAR模型和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构建的贝叶斯动态因子增广VAR(BDFA-VAR)模型,从20个金融指标中提取6个贝叶斯动态公因子,来构建中国贝叶斯动态因子金融状况指数(BDFFCI),并分析其与通胀的关联性,进而使用MSVAR模型分析其对通胀的非对称性效应。结果表明中国BDFFCI的突出特点是与通胀有很长期限的高相关性,领先通胀1~14个月,是通胀更长期限的先行指标,且其汇率、货币供应量等公因子权重较大,说明中国货币政策是价格和数量综合型的。建议政府机构定期构建中国BDFFCI。

货币政策和股票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DCC-MGARCH和MS-VAR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是否对股价产生影响,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运用DCC-MGARCH方法测算货币供给和利率与分别沪、深股市收益率的动态相关系数,并进一步运用MS-VAR方法可分析货币政策与沪、深股市收益率的动态相关性与股票市场特征的关系。实证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市的相关性比利率与股市的相关性要高,并且当股市处于波动较小、价格膨胀时,股市收益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正相关性较高,相反则较低;同时当股票市场处于低迷且波动较小的状态时,股市收益率和利率的负相关性较高,相反则较低。

中国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动态效应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通过金融压力指数度量金融风险,分析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的动态效应,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首先选取反映银行、股票、债券和外汇等四个金融市场变化的7个关键性指标来综合构建中国金融压力指数,测度2002年1月—2016年6月期间的中国金融压力状况,认为我国目前处在金融风险高发阶段,并可能将长期面临较高的金融压力。其次,根据压力指数的区制转换特征,运用非线性的MS-VAR模型分析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动态效应,发现金融压力和宏观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三区制特征明显,存在一定的"棘轮效应",并且在"低压力"和"高压力"两种状态下金融压力与宏观经济的效应关系比在"中压力"状态下更为显著。最后,笔者对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改进金融监管能力、加强金融风险调控、着力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等政策建议。

国内旅游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同步吗?——基于MS-VAR模型时变特征的验证

判识国内旅游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的联动规律及其内在机制,是明确政策调控方向、引导宏观经济与国内旅游经济协同平稳增长的前提。从周期变量动态关系入手,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通过最优模型拟合、区制划分及因果关系检验等动态计量分析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旅游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不具有同步性而呈现相反波动趋势,且这一规律形成实则是经济体基于特定利益诉求自发或自觉地对旅游经济供需结构施以影响致使其围绕均衡状态上下偏移的结果。文章认为,政策调控机制在引导经济结构转型和提升旅游供需水平方面作用突出,提高宏观经济与国内旅游经济的协同、平稳增长水平则需要政策调控机制适时介入和有效引导。

全球流动性冲击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1999—2016年相关变量的月度数据,借助非线性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描绘了具备非线性、时变性特征的全球流动性在不同区制状态下(全球流动性水平低速增长、混合波动增长、高速增长)对我国股市波动的影响,考察了在不同区制下全球流动性冲击对我国股市的传导渠道,并提出了应对冲击实现高效率流动性管理的相关建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全球流动性冲击通过三条渠道共同发挥作用传递到我国的股票市场,其中资本渠道与贸易渠道占有相对主导地位。在我国短期内仍实行资本管制的情况下,利率渠道并未成为传递或放大全球流动性冲击对我国股市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短期来看,资本管制是应对冲击的有效手段。但从长期来看,应从积极、持续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保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灵活性等方面入手,同时也应注意协调好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高、资本管制的放开、灵活的汇率制度之间的关系。

人民币汇率、FDI与我国产业结构的非线性效应——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和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日趋显著。本文运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MS-VAR)模型,实证分析2004-2016年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过FDI路径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依赖经济周期具体阶段而呈现出两区制特征,其中区制1、区制2分别代表经济状态波动平缓区制和经济状态波动剧烈区制,并且不同区制下变量间具有不同的动态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区制1中人民币升值促进了FDI流入,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制2中则相反,并且两区制下FDI流入对产业结构调整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区制2中的响应程度明显大于区制1。因此,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增加FDI流入,有助于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我国肉鸡产业市场状态转换及产业链价格非对称传导研究——基于MS-VAR模型分析

选取2003年1月至2017年3月的月度价格数据,通过构建包括商品代肉雏鸡价格、活鸡价格和白条鸡价格的MS-VAR模型,实证分析了肉鸡产业市场状态转换特征及产业链价格非对称传递。结果表明:2003年以来,肉鸡产业市场可划分为正常状态和低迷状态;经历了2003-2008年上半年市场状态频繁转换期和2008年下半年以来市场平稳运行期;大部分时间处于正常状态,2008年之前部分月份以及2013年和2017年个别月份处于低迷状态;两个市场状态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低迷状态平均持续期为5.76个月,正常状态平均持续期为18.92个月;不同市场状态下,价格脉冲响应路径较为一致,但响应程度存在差异,且产业链价格传导具有非对称性。为此,应建立健全肉鸡市场预警机制,完善肉鸡产业疫病防控体系。

人民币汇率升值与区域产出差距——基于MS-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复杂。采用相对Theil加权变异系数测度区域产出差距,通过构建MS-VAR模型,实证检验汇改以来的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产出差距的影响,以考察人民币波动幅度的扩大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对区域间和区域内产出差距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快速升值和缓慢升值的两区制特征。无论是在快速升值区制还是在缓慢升值区制下,人民币升值都会缩小区域间和东、中部区域内的产出差距,但会扩大西部区域内的产出差距。在快速升值区制下,人民币升值对区域间产出差距缩小的影响更为明显。另外,升值速度的快慢对各区域内产出差距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杠杆率、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时变关联研究——基于混频MS-VAR分析

把握杠杆率、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内在关联为经济增长、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提供思路。本文使用混频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MF-MS-VAR)模型,从杠杆总量和结构研究三者时变特征、传导机制及结构差异。结果表明:总杠杆MF-MS-VAR模型优于MF-VAR和MS-VAR模型,我国经济运行为两区制;总杠杆率增速与经济增速逆周期,适度杠杆率是经济和资产价格稳增长的保障;股票和房价均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应控制其适度增长,避免高位时资产泡沫产生;股价和房价对杠杆率作用有异质性,经济高位时,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需要杠杆支撑;经济增速对房价和股价影响有异质性,经济低位,经济增长挤出房价,经济处于高位和产生资产泡沫时,房价挤出实体经济增长,经济低位,经济快增长但杠杆率慢增长,高位时经济快增长,杠杆率仍慢增长,去杠杆明显;结构杠杆表明,企业杠杆率在总杠杆率中处主导地位,政府、居民杠杆增速和经济增长为顺周期;总体资产价格增长带来我国经济快发展,相关经济政策控制较好,但政府公共投资资产价格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小;经济增速对企业、政府和居民杠杆增速的作用依次降低。总之,MF-MS-VAR模型对于研究三者关系有重要实践意义。

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基于MS-VAR模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复杂的国际形势,全球市场不确定性增多,外部冲击将对我国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构建了MS-VAR模型对外部冲击、人民币汇率波动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全球风险因素、美国数量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整会对我国汇率市场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冲击效应;当我国金融市场遭受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和美联储加息等外部冲击时,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跨境资本的波动性显著增强,并形成非对称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协调使用多种资本管理工具、不断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体系等政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周期时变效应研究——基于MS-VAR模型的分析

通过在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理论基础上,构建包含信贷渠道、产出与价格变量的马尔科夫区制变换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检验1998年1月至2016年3月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周期时变效应的结果表明,在样本时间区间内货币政策信贷渠道存在通畅期和阻滞期两区制状态,MS-VAR模型能够有效捕捉信贷渠道周期变换时点;而分区制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的结果显示,信贷渠道通畅期货币政策产出与价格效应明显强于阻滞期。央行应将传导渠道非线性特征纳入货币政策决策考虑范围之内,增强对传导渠道状态转变时点的敏感度,因时制宜确定政策方向和力度。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基于Markov Switching-VAR方法的分析

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由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重回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加之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对外开放,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了挑战。本文通过构建Markov Switching-VAR模型,运用2005年7月-2018年3月数据实证分析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汇率预期、货币市场、国际收支、相对通货膨胀与相对利率差等传导渠道,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正向影响,并在不同的市场状态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非对称性;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也对短期资本流动具有反向作用。因此,中国应加强对短期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协调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以保障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