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乘数-加速数模型的稳定性与宏观调控政策

利用我国统计数据,建立了一个修正的萨缪尔森(Samuelson)乘数-加速数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宏观经济系统的稳定性、能观性、能控性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经济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需要加大消费和投资的力度,尤其应该刺激消费.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我国近年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性.

萨金特：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到理性预期经济学家--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反思

卢卡斯与萨金特在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前,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萨金特是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行为,而非像卢卡斯那样基于理性预期解析弗里德曼的新货币理论,来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两者之所以殊途同归在于,都以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为切入点将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化。萨金特的理性预期理论凯恩斯的预期理论完全不同于。萨金特基于"微观化"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出的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理论,虽能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却无力解释和解决当前欧美的金融与经济危机。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最终取决于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缓和或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而不是经济人的理性预期。

理解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稳杠杆”还是“降杠杆”?——基于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对宏观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当前阶段较高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以及过快的杠杆率增速都会阻滞经济的正常增长;而货币政策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存在冲突,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小幅提高杠杆率而不利于"降杠杆",但其也能够显著降低杠杆率波动水平而有利于"稳杠杆"。因此,政府应当在"降杠杆"与"稳杠杆"中有所权衡。当前阶段应该保持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环境,确保短期内抑制杠杆率过快的上涨势头,同时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长期增长来逐步消化高杠杆。

致公党中央关于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建议: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强化引导市场预期;坚持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稳步恢复和推动消费;聚焦重点领域,积极恢复和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资外贸发展,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防范潜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

宏观经济政策对公益卫生机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对中美卫生投入渠道比较的思考

通过对中美卫生投入渠道的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中美卫生公益机构经济运营模式,反思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瓶颈"问题,探究宏观经济政策在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和公益卫生机构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期在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中作出进一步的有益探索。

山东省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24)

2023年,山东省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山东省金融系统精准有效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注重加强部门政策协同,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巩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2024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同时也呈现一些新的亮点。但市场需求不足、社会预期信心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要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等方面入手,关注和解决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回升向好的深层原因—政策的不稳定、改革的迟缓,制约了发展的潜能。巩固经济持续向好基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特别要加大中长期深层问题治理力度。持续优化和加强宏观调控,着力扩大市场需求;增强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贯彻落实“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的要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要求落到实处;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着力保障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着力促进重点领域改革落地见效;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努力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研究——兼论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

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2000年第1季度—2020年第4季度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美国EPU指数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显著为正,且这一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新兴市场国家;2)紧缩的资本类和信贷类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可以削弱美国EPU指数引起的短期跨境资本流动;3)由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和制度质量差异,发达国家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调节作用明显优于新兴市场国家。政策建议如下:世界各国应增强自身经济政策透明度,增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性;短期采用合适的宏观审慎监管工作,长期则推动金融市场发展。

2011-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与分析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基于最新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调整并估计CQMM,预测2011年和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预测结果表明,2011年GDP可能增长10.13%,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9.45%;2011年CPI预计将达到5.4%,2012年还将维持在4.55%的水平。课题组就通货膨胀对城乡不同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进行政策模拟。结果显示,CPI上涨对农村居民的冲击大于城镇居民,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大于高收入群体;而人民币升值不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有效方法。因此,要实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4%的政策目标,就必须坚决地将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9%左右。人民币升值不宜过快,应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政策。此外,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30个宏观经济指标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构建TVP-SV-VAR模型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关联和时变特征。实证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杠杆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系具有时变特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显著提高了宏观杠杆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在整体上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杠杆率的正向冲击在短期、中期和长期显著提高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我国应该稳定经济政策预期,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机制,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

英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保障及中英比较研究

英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进入21世纪后,其制造业却开始走下坡路。但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渐成熟及其产业化进程的加快,英国看到了利用数字技术改造制造业的机会,意识到可以借助数字化转型的契机放大其在制造业技术积累上的优势,弥补因缺乏廉价劳动力而与后发国家之间形成的差距。为了借助数字化来放大技术积累上的优势,英国政府积极布局战略先导技术,通过推进柔性管理规制、构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融通机制、提供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公共产品等政策保障来激发企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进而确保获取数字化转型的最大红利。中英两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在起点与方向、政府定位、数字竞争力等方面存在发展差异,因此,当前我国政府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必须实施符合国情的相关举措。同时,在时机成熟时可以将政府的定位从“领军者”逐渐转变为“护航员”,从而更多地致力于在数字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提供必要的、足够的公共产品,为企业创设良好的创新环境。

中国宏观经济态势与政策分析——2022年的回顾与2023年的展望

2022年中国GDP同比增长3%,经济运行呈现V型走势,比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低2.5个百分点。展望2023年,全国总人口减少、劳动力急剧下滑、新冠肺炎疫情走向、市场预期转变、前期政策影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问题将成为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此外,房地产危机、地方政府债务、汇率及货币危机、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风险点。鉴于此,2023年的政策目标应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需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形成政策组合。

释放经济发展活力 巩固增长回升势头——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23年以来,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增长速度放慢,通胀有所缓和但仍处高位,美欧货币紧缩引致金融脆弱性加剧,相继爆发多起金融风险事件。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复苏的态势基本明朗,供需双侧企稳回升,但细分领域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青年群体稳就业压力较大。建议一方面着眼于短期视角,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快扩大内需政策落地生效,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全面巩固增长回升势头,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另一方面着眼于中长期,利用好中国经济复苏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期,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以稳外资为重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紧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双支柱”金融政策的理论探析

鉴于金融危机不断增加的金融风险,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单一的货币政策或宏观审慎政策已经难以适用,“双支柱”金融调控政策应运而生,这是对国际经验的有益借鉴,是国内探索历程的必然结果,是政策自身运行的内在必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最新发展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新时代特征指引“双支柱”金融调控框架持续发展,创新优化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建设长效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机制是协调优化双支柱金融政策的重要路径。

Industrial Policy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lthough industrial policies in many countries have failed,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bound to be unsuccessful without industrial policy.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 economist is not to object to any kind of industrial policy for fear of failure, nor unconditionally support all kind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because industrial policy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uc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conomist should explore the causes behind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industrial policies so as to help government reduce the chance of failure and improve the probabilities of success in applying industrial policies. This paper analyzes why industrial policy is necessary for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notes that synergy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facilitating state＂ is indispens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lso analyzes why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ailed in applying industrial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his paper industries in China ar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catching-up industries, leading-edge industries, comparative advantage-losing industries, short innovation cycle industries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defy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how to formulate effective industrial policy in China. It is noted tha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industry, ＂efficient market＂ and ＂facilitating state＂ should both play their respective roles in promoting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我国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基础研究

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基础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但至今相关的研究还非常少。本文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居民储蓄问卷调查系统》数据库,从经济主体的经济特征和人口统计特征两方面详细研究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居民通货膨胀预期。研究结果表明:人们对未来家庭经济状况的信心、风险厌恶程度和金融参与及熟悉度、家庭所处阶层、人们对现阶段经济运行状况的满意程度以及最近家庭所处的经济环境都是形成异质性通货膨胀预期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对于制定更加科学的货币政策和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2002—2003年

我国在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适当强化稳健货币政策的扩张倾向。2002年我国GDP预计增长7.86％以上,将明显高于2001年,总体经济景气能够在2003年承续2002年扩张趋势,从而实现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的转换。随着顺应经济全球化而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向三元经济结构。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支持下和均衡化的经济政策维护下,我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相对快速增长。“十五”计划时期与“十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实际GDP年均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8％。

中国影子银行发展成因实证分析——基于2002～2012年月度数据

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分位数回归技术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影子银行是在金融二元结构和利率管制格局下,金融活动主体为规避监管、分散风险以及投机套利而进行金融创新的产物。利率管制是促成我国影子银行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周期运行及宏观调控政策在总量与结构层面作用于金融资源供求关系,通过扩大或收缩监管套利空间,也对影子银行规模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时变视角下的再审视

本文首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理论机制进行剖析;然后,运用HP滤波方法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测度,基于1996第1季度-2016年第4季度数据,采用随机波动的SV-TVP-VAR模型,实证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波动对价格水平的冲击响应表现出持续上升且始终为正的特征;经济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响应呈现出双"V"型特征且始终为正;经济波动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响应有正有负,具有持续性的时变特征,2010年之前,该冲击响应上下波动变化,正负频繁转换,2011-2016年,该冲击响应呈现出"V"型特征且始终为正;可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