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New Normal of China's Macroeconomic Polic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and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are as follows: 1) a supply-side approach in response to growth slowdown; 2) understanding economic heterogeneity and growth disequilibrium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tructural regulation; 3) highlighting strategic planning and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macro policy; 4) re-establishing a benchmark of macro policy and re-initiating local competition; 5) balancing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cro policy; 6) respect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major countries and implementing responsible macro policies; 7) respecting "market determinism" and recognizing the limitations of macro policy; and 8) propell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creating a basic framework of macro polic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ew normal of macro policy is not simply a passive adjustment to the new normal of economy but represents an initiative of proactive response that steers the economy towards a more advanced form.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issue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current macro policy: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corrected or phased out, some that coincide with the new normal will be abreast with the times, and some require that a new trail be explored through innovation of macro policy. These components will constitute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China's macro policy to transition towards the new normal.

人口老龄化对自然利率的冲击——兼论低利率环境中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利率普遍下调,至今难以回调,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促使自然利率出现趋势性下行,牵引政策利率向下适应性调整。(2)在低利率环境中,“零利率下限”约束挤压中央银行利率的操作空间,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货币政策框架中设置有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压舱石作用,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信贷产出比”更适合作为金融稳定的衡量指标。这对于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索完善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于当前宏观形势下“财政怎么做”的几点思考

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财政应该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方面,财政要有所为,提早介入政策制定,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注重政策实施绩效。在“稳预期”方面,要先“稳财政”,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发挥好政策信号作用,切实解决企业困难。同时,要巩固和壮大财政,坚持依法治税,谋划好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并严防各类风险转为财政风险。

全国统一大市场税收制度优化研究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税收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完善的税收制度有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但目前我国税收制度仍存在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缺乏规制、对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效果不佳、税收与税源背离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必要规制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保障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完善征税制度,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税收制度不断完善,更充分地发挥税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助力作用,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与银行信贷期限

基于中国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考察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信贷期限具有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加大了银行风险承担,促使银行更倾向于短期信贷配置决策而引致信贷期限缩减效应,“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风险承担—银行信贷期限”的传导渠道有效。此外,宏观审慎政策、跨境资本流动及银行家乐观度均能够负向调节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引发的信贷期限缩减效应。基于此,为防控以信贷期限为特征的时间维度的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应建立及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相互协作调控的双支柱政策框架,并优化跨境资本开放时序以及构建基于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的银行家乐观度监测机制。

推进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联动:一个分析框架

增强宏观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是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着力点。通过构建一个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联动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目标之间可能存在三大权衡,表明增强政策协同非常重要。而经济运行机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政策在复杂经济中传导的非线性和迟滞性特征,进一步强化了政策协同联动的必要性。考虑到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主导性冲击来自需求收缩,从增强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的目标协同、政策工具联动和动态调整机制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与宏观政策协同调控研究——基于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视角

基于支撑服务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两个层面界定银行体系稳定内涵,运用混频动态因子模型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分别实现中国银行体系稳定的指数拟合与演变特征分析,进一步构建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宏观政策对银行体系稳定的调控效果。研究发现,新常态以来银行体系支撑服务能力经历了V型探底后企稳回升的演变路径,风险抵御能力则由高位大幅震荡转变为低位小幅波动;银行体系支撑服务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存在典型的周期错位现象,两者的联动关系既有恶性螺旋区间也有良性循环阶段;相较于宏观审慎政策,财政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体系稳定的调控效应尤为凸显,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正持续提升,且多数政策工具会面临顾此失彼的两难调控困境;反事实分析表明,财政、货币与宏观审慎政策协同调控有利于节省政策空间并降低政策缺位引致的机会成本,是引导银行体系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动态平衡的占优策略。研究从统筹服务实体经济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双重视角丰富了中国式银行体系稳定的理论内涵,为健全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宏观调控架构提供了政策启示。

经济恢复发展进程中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与宏观政策评价报告2024

基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与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指数,对2023年的宏观政策及其调控效果进行系统评价。从政策调控效果来看,2023年产出缺口与潜在增速缺口双双收窄,金融风险整体可控,宏观政策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双稳定”目标。但也要注意到,产出缺口和潜在增速缺口依然为负,此外部分领域仍然面临潜在风险。从政策操作来看,2023年宏观政策稳中求进,积极有效地应对了内外部压力,但稳定政策的力度和传导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取向一致性有待加强。总体上,2024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建议采取“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改革”的一揽子大宏观政策组合,加强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的使用,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从而提高宏观政策的整体调控效果,助力经济实现5%以上的增长目标。

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研究:宏观政策及微观机制

笔者在《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研究: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一文中,就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建设中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问题成因进行了详尽的调研和分析。找到问题的根源后,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管理和运行机制,至关重要。本文将在宏观政策和微观机制建设方面进行重点研究,即宏观政策支持和建立五大微观运行机制。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现状及建议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储能部件,动力电池的退役潮正在来临。大量的动力电池退役给动力电池处理处置带来巨大挑战。从环境、资源和经济等方面,阐述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意义,分析当前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现状。针对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从健全法律法规、完善回收体系和提升回收利用技术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展望与政策建议

2023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2%,经济运行稳定恢复,预计完成年初制定的增速目标无忧。展望2024年,全国人口减少、技术“封锁”、能源价格波动、汇率波动、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等仍将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自然走势将是供给、需求双恢复的格局,并且供给端恢复程度要快于需求端,但仍低于潜在水平。房地产危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外部经济环境等将成为未来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潜在风险点。鉴于此,2024年的政策目标仍需以需求端作为主要发力点,同时对供给端的稳定恢复和市场环境的持续改善提供必要的支持,宏观调控政策以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取向为主,同时搭配市场环境管理为辅的政策组合。总的看,2024年我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不断集聚增多,我们要增强信心和底气。

宏观审慎监管、信贷结构优化与风险缓释效应

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考察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贷结构优化效应和金融风险缓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基础上盯住资本资产价格,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产出缺口和信贷量;第二,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可有效削弱金融供给冲击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可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冲击造成的经济紧缩现象、避免金融风险积聚,相较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和金融稳定作用;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会随着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而加强,进而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研究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宏观社会工作如何更好地参与老年健康服务?

背景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老年健康对社会工作专业及其服务的期待与需求增多,当前社会工作参与老年健康服务仍聚焦在微观层面——对服务对象的改变,在促进环境改变和倡导政策等宏观层面的服务不足,即宏观社会工作视角的研究较弱。目的通过学理分析和实地调研,探索宏观社会工作在老年健康领域的模式与实务,为其参与老年健康服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21年3—7月研究者进入上海市J社会工作专业机构进行田野调研,实证资料的收集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2种方式进行。研究对象的抽取以立意抽样为原则,通过对包括5名机构管理者和社会工作者,16名上海市的认知障碍患者家属共21名研究对象展开访谈,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福利分工理论制定访谈提纲。采用类型法将社会工作者在老年健康服务领域的临床与宏观实务进行分类,并运用NVivo 11软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与归类,结合理论与实证数据,探索老年健康服务中的宏观社会工作实务。结果本研究共访谈21名认知障碍相关的人员,涵盖了老年健康服务的提供者与使用者。结果表明理解宏观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理解问题和服务人群、推进改变作为场域的社区、改变系统方法、健康政策与福利等,能够为老年群体提供精准的系统服务,丰富宏观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促进老年健康服务环境的变化。结论宏观社会工作能够促进和改变环境,为老年健康提供更好的福祉。健康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卫健委、民政部等多部门的协同发展,并将临床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智慧汇聚于老年健康服务,共同推进老年健康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致公党中央关于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几点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明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不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建议: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强化引导市场预期;坚持创新驱动,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稳步恢复和推动消费;聚焦重点领域,积极恢复和扩大有效投资;促进外资外贸发展,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防范潜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

基于政策工具的我国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文本分析

目的分析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工具使用情况,为后续政策的调整和优化提供参考。方法基于Rothwell和Zegveld对政策工具分类的方法,结合卫生系统宏观模型构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分析框架,政策工具分类维度为X维度,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维度为Y维度,运用Nvivo对2013-2022年国家公开发布的50份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进行量化分析。结果X维度共142个文本编码,Y维度共154个文本编码,环境型、供给型、需求型政策工具分别占50.00%、38.73%、11.27%;内、外部子模指标分别占47.40%、52.60%。在三大政策工具中,策略性措施、法规管制和示范项目等政策子工具使用频率较多;在卫生系统宏观模型维度,监管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子工具使用率较高。结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政策以环境型为主导,需求型应用相对不足,系统内、外部子模指标分布仍需调整。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市场引导、加大政策扶持、加快高层次人才培养,综合运用政策工具促进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发展。

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政策问题研究

目的:了解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现状,明确服务体系存在的政策问题。方法:查阅相关文献资料,运用边界分析理论及卫生系统宏观模型归纳和研究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存在的政策问题。结果: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可归纳出4类共23个具体政策问题,其中48%属于结构问题,22%属于过程问题,13%属于系统结果问题,17%属于外部子模问题;“政策法规细化不足,多项标准规范欠缺,对服务的规范和保障欠佳”是目前“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结构问题和外部子模问题是目前“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建设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类型。结论:我国“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政策法规,优化服务体系内部资源配置,完善服务体系相关组织机制,推动服务供需双方认知转变。

信贷周期、经济周期与“双支柱”政策调控

本文首先使用Hamilton滤波估算我国的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然后使用TVP-VAR模型探讨我国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双向互动机制及其内在机理,发现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具有良性的“负反馈机制”,这很大程度上是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的结果,而市场信心渠道是信贷周期影响经济周期的重要方式,使得信贷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增加。最后,本文探讨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交互作用对各自调控产出和调控信贷的边际效率的影响,发现货币政策在宏观审慎政策收紧时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影响减弱了,而宏观审慎政策在货币宽松时期对产出和信贷的边际效应增强了,这意味着必须建立起“双支柱”政策的协调配合模式和效率互补机制。

山东省经济金融运行报告(2024)

2023年,山东省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手,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经济运行整体好转,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山东省金融系统精准有效落实稳健货币政策,注重加强部门政策协同,持续优化金融服务,有力地支持了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我国蜂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分析

在论述国家对蜂产业发展宏观调控必要性和实施现状基础上,对国家、省市县层面出台的相关蜂产业政策及效果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稳定增加蜂农收入;化解蜂产品市场风险;加强主体培育,创建蜂产品品牌;促进多部门合作,栽种蜜粉源植物;加大蜂产品出口力度,提高蜂产品国际竞争优势为蜂产业宏观调控目标。建立蜂产业管理体系,建立蜂产业技术支持体系,健全蜂产业技术法规体系,完善蜜蜂检疫法律法规体系为蜂产业支持保障体系。在我国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中,政府对蜂产业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以促进我国蜂产业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