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研究

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敦煌遗画Дх224、Дх15、Дх223弥勒经变,是敦煌石窟藏经洞发现的两件弥勒经变绢画中的其中一件,此经变画仅剩若干残片。通过将此件绢画同敦煌壁画中的弥勒经变、大英博物馆藏敦煌遗画Stein painting 11弥勒经变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此件绢画不仅有弥勒下生经变,还有上生经变,结合经文内容,对其表现的内容、艺术风格和年代进行详细论述。

敦煌弥勒经变图中戒坛与戒场

在广律、戒本的记载中,诸部派有关戒场与戒坛的记载有不明之处,因此唐代道宣所著《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对出家受戒仪轨以及戒坛的形式做出了补充且明确规定。通过对敦煌莫高窟与榆林窟弥勒经变中戒场受戒实际情况的考察,如莫高窟第445窟的半圆形帷幕剃度受戒场景,认为戒场受戒在唐中期以后几近消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道宣对戒坛的推崇,二是官方法律对僧尼受戒的严格管控。

弥勒净土变与《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

《弥勒上生经》中的“兜率天宫”,经中国传统“天”的观念的改造以及图像的现世化后,成为一种“天宫楼阁”,其形象在演进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单一建筑(群)式、院落式、平台式三种基本类型。从时间维度看,它反映了约起于公元5世纪,讫于北宋《营造法式》刊行时的建筑图像。从空间维度看,它又超越了北宋的版图。而《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图像,时空局限于北宋的疆域。其载体也局限于小木作佛道帐、壁藏、转轮藏,缺少纵深的条形平面上布置。弥勒经变中丰富的“兜率天宫”图像,为我们认识《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打开了一扇窗口。

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布袋弥勒的原型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之际浙江奉化岳林寺一个来历不明的游方僧人。其在世期间,行为怪异;圆寂后,被附会为下生弥勒,始引起膜拜,成为一个地域神祇。布袋弥勒在五代宋初影响涉及两浙及其邻近区域,布袋和尚的事迹也被释赞宁记录而形成文本。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有所关注。北宋末,传入陕北。官方对下生应世弥勒说法的限制或不支持,是北宋布袋弥勒传播的主要障碍。

哈密大像窟遗迹新探

开凿大像窟是哈密地区佛教建筑、造像艺术的突出特征。哈密现存大像窟遗迹主要集中在今哈密东部、天山南麓的庙尔沟佛寺遗址,本文对其形制、造像题材、窟内装饰、营建背景等分析后认为,庙尔沟大像窟始建于唐安史之乱之前,与唐代大规模经营西域战略有紧密的关联。唐代中原地区的弥勒信仰经河西走廊向西域传播在哈密留下痕迹,遂使哈密大像窟既融合了龟兹大像窟的形制特点,又与中原佛教信仰、塑造弥勒大像以及河西弥勒造像风格一脉相连。

8—12世纪拉达克地区的石刻造像及其历史意蕴

针对拉达克地区8—12世纪的一批佛教石刻造像,在系统整理造像遗存的基础上,结合造像题记、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对石刻造像的赞助人、造像题材、开凿意图、造像功能及其背后所呈现的阿里三围对吐蕃王朝遗产的承续关系进行讨论。拉达克地区石刻造像是在藏族人主导下所建的,其时间从吐蕃王朝中后期持续到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传统的延续反映出两代不同政权之间的文化接续;吐蕃王朝时期石刻造像题材以大日如来佛为主,阿里三围初期石刻造像则更流行菩萨题材,石刻造像题材的转变与政权更迭后的宗教政策有关;造像题记所载人物皆为王公贵族,造像所处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政治军事活动相契合,展现出石刻造像始终承载的军政象征等多重历史意涵。

弥勒菩萨与观音菩萨——图像的创立与演变

以弥勒菩萨、观音菩萨像的发展演变为例,探寻其在印度、中亚、东亚的信仰演变情况,对二菩萨信仰在印度与东亚的异同及其理由、背景进行考察。

延安地区宋金石窟僧伽造像考察

延安地区的宋金石窟中,共发现15例僧伽造像及1则僧伽造像题记,其中11例造像为首次公布。这些僧伽造像,表现为与观音菩萨、弥勒佛、宝志、万回、十六罗汉等造像的不同组合形式,内容颇为丰富,为研究僧伽造像及其信仰提供了新材料,弥补了北方地区僧伽造像发现较少的缺憾。

初唐至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的发展

自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第220窟开始,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西方净土表现一改此前的画面中央绘树下说法图并在四周环绕千佛的形式,而利用大画面(整幅壁面)来表现西方净土景象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唐前期第三期时,西方净土变的外围还增加了十六观和未生怨,来对《观无量寿经》进行详尽说明。其他变相图中也能看到这种对经典进行说明性表现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从唐前期第三期开始,变相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本文旨在探明自唐前期第二期出现的大画面西方净土变,其构图在第三、四期时分别发生了何种变化,并考察成因,以此深化对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诸窟的理解。

麦积山早期洞窟的弥勒造像与信仰

麦积山石窟早期洞窟的造像中,弥勒造像是最为重要的题材之一,有交脚、半跏思惟及佛装三种形式。其表现手法不一,代表了不同的内涵和信仰。

成都南朝浮雕弥勒经变与法华经变考论

１９５４年四川省成都市万佛寺出土了两件南朝梁浮雕作品，对其图像国内外学者们均有研究，但未作全面的考论，定名亦不准确。笔者研究后认为其一为弥勒经变，其二为法华经变，此二经变是我国最早的佛教美术的经变画，首开经变之先河。

说一切有部的弥勒观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龟兹是小乘说一切有部文化中心,克孜尔中心柱窟图像构成是小乘僧人一佛一菩萨(弥勒)崇拜的反映。本文探讨了说一切有部对弥勒菩萨的态度。从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典籍中检索出有关弥勒的文献并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个部派其实反对弥勒崇拜,这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理论的两个方面——克孜尔石窟的教派属性,以及弥勒菩萨的图像志。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

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是中古时期印度、中亚、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思想意识,形成两条相互关联的发展轨迹。其一,基于有关佛钵的释迦佛教化事迹,西北印度约2—5世纪上半叶形成以礼拜、供养为特征的佛钵信仰中心地,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印度、东南印度及西域。中亚4世纪前后佛钵供养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组合表述传法思想,佛钵已然成为佛法象征。中原6世纪末叶作为潜流存在的佛钵信仰,演化为传法思想发展的依托形式。其二,发端于西北印度的传法思想,与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信仰联系起来。中亚、西域6、7世纪弥勒菩萨信仰与末法及传法图像浑然一体表现,突出了传法的紧要性。中原6世纪末叶佛教图像呈现末法、护法、传法思想集结现象,作为核心的传法思想成为一股强劲的佛教思潮。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以兜率天上弥勒菩萨为纽带互为表里、并行发展,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信仰热情和密切文化交流的情况,佛教发展的曲折经历亦同时显现。

邯郸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

成安县出土的北魏太和六年释迦三尊像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造象样式既表现出来自云冈石窟造像的影响,同时又展现了来自南朝秀骨清像的塑画风格的影响。正面释迦佛两侧的胁侍像,应认定为帝释天和大梵天。其图像来源与犍陀罗艺术有关,更直接的来源应是长安。释迦三尊像背面的无量寿佛是目前所见北魏时期最早的造像实例,其所表现的净土信仰应来源于长安佛教。

数字化时代的敦煌壁画图像研究——以莫高窟第72窟北壁弥勒经变为例

数字化技术是佛教图像研究的新手段。本文利用新完成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北壁弥勒经变数字化图像,对该经变进行了细致考察,确认多数画面与榜题可以识读,首次完整抄录该经变的榜题文字并与经文、画面进行比对,发现该经变主要依据义净翻译的《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绘制,但还有较多内容吸纳了之前翻译的几部弥勒经典,甚至还有少量非弥勒经典的内容,从而对该经变内容有了更准确的认识。

云冈石窟第11-13窟图像构成分析

云冈石窟第11—13窟是开凿于云冈第二期(约470—495)的一组洞窟,其内部造像可区分为一体设计与非一体设计两种。第12窟整体出于一体设计,其主室中轴线及前室东西壁设置"释迦多宝佛+释迦佛+弥勒(菩萨、佛)"之图像组合,与第二期前段第7—10窟图像思想一脉相承。第13窟大致存在整体规划,并以北壁主尊交脚弥勒菩萨为中心,表述弥勒上生信仰。该窟两侧壁中层龛像及第11窟造像并非开窟时一体设计。通过分析其中部分佛龛的组合情况可知,当时通过信仰大乘佛法而往生兜率天并最终成佛的思想,在一般信众中亦普遍流行。

论贵州梵净山弥勒菩萨道场

梵净山号称贵州第一佛教名山,在明代就已形成弥勒菩萨道场,被视为与四大名山并列的第五大名山。山中供有弥勒之佛像、菩萨像和比丘像,具足弥勒全部之净土,即兜率净土、人间净土以及道场净土,同时与唯识学(慈氏学)又有殊胜因缘。因而不仅形成提升道德、净化人心、走向解脱的一大庄严神圣的净土世界,而且为天下学人学佛修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真正的道场。

试论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交融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其实,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不但古来弥陀信仰者亦可兼修弥勒净土,而且弥陀类经典也包含了弥勒净土因素;无论是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还是李唐伊始的白莲净土信仰,都有弥勒上生或下生的痕迹;元代正统白莲净土信仰中的弥勒信仰,主要是往生弥勒净土,而宋末以来的民间白莲净土信仰,则逐渐将弥勒下生信仰取代了弥勒上生甚至于弥陀净土信仰,以之作为民族斗争的工具;元代传统的白莲净土信仰,与当时中国化、民间化的布袋信仰,彼此也是共存的。

天门·天宫·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弥勒天宫图像的来源

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三件新出犍陀罗浮雕造像述论

新近面世的涅槃与弥勒组合浮雕、舍卫城神变浮雕、佛塔假门浮雕,在几个重要问题点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犍陀罗文化的认知。证实涅槃与弥勒图像组合及其象征的末法与传法思想,以及双神变与大神变合成的舍卫城神变图像率先出现在犍陀罗中心地区,佛塔假门则是中印度与西北印度佛教文化的巧妙结合。进而反映了吸收中印度、希腊罗马文化因素,并影响中亚、西域文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