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勒净土变与《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

《弥勒上生经》中的“兜率天宫”,经中国传统“天”的观念的改造以及图像的现世化后,成为一种“天宫楼阁”,其形象在演进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单一建筑(群)式、院落式、平台式三种基本类型。从时间维度看,它反映了约起于公元5世纪,讫于北宋《营造法式》刊行时的建筑图像。从空间维度看,它又超越了北宋的版图。而《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图像,时空局限于北宋的疆域。其载体也局限于小木作佛道帐、壁藏、转轮藏,缺少纵深的条形平面上布置。弥勒经变中丰富的“兜率天宫”图像,为我们认识《营造法式》中的“天宫楼阁”打开了一扇窗口。

试论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的交融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仰。其实,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具有一定的融合性:不但古来弥陀信仰者亦可兼修弥勒净土,而且弥陀类经典也包含了弥勒净土因素;无论是传统的弥陀净土信仰,还是李唐伊始的白莲净土信仰,都有弥勒上生或下生的痕迹;元代正统白莲净土信仰中的弥勒信仰,主要是往生弥勒净土,而宋末以来的民间白莲净土信仰,则逐渐将弥勒下生信仰取代了弥勒上生甚至于弥陀净土信仰,以之作为民族斗争的工具;元代传统的白莲净土信仰,与当时中国化、民间化的布袋信仰,彼此也是共存的。

初唐至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西方净土变的发展

自贞观十六年(642)题记的第220窟开始,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西方净土表现一改此前的画面中央绘树下说法图并在四周环绕千佛的形式,而利用大画面(整幅壁面)来表现西方净土景象的形式逐渐成为主流。唐前期第三期时,西方净土变的外围还增加了十六观和未生怨,来对《观无量寿经》进行详尽说明。其他变相图中也能看到这种对经典进行说明性表现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从唐前期第三期开始,变相图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本文旨在探明自唐前期第二期出现的大画面西方净土变,其构图在第三、四期时分别发生了何种变化,并考察成因,以此深化对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诸窟的理解。

巴蜀弥勒文化考论

佛教传入巴蜀始于后汉,净土僧侣传播其宗诸经,则时代较后。本文所考论者即净土历史文化及弥勒信仰入蜀之途径,传法高僧弘扬该宗之历程,嘉州大佛弥勒文化之影响。弥勒文化慈善济世,普爱博施的宗风经累世传承,形成了对社会民众受灾莫不广施赈救的优良传统。这种赈灾救难精神为后世的慈善事业开乎先路,应该给予肯定。

弥勒道场知多少——兼论梵净山弥勒道场

梵净山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名山,辟支佛在梵净山活动时期就有"古佛道场"之谓;净土宗传入梵净山后,弥勒道场建立;明万历年间,钦命僧妙玄重开梵净山,把临济宗带到弥勒净土道场,使梵净山禅净双修盛极一时。"弥勒道场"不止一个,是因为各地与弥勒因缘甚深,古有"天下不平,弥勒出世"之说,中国古代多动荡,所以弥勒现世的地方就很多。梵净山被称为"天下众名岳之宗",可见梵净山弥勒道场的地位及其影响。

智顗对弥陀净土信仰的判释

弥陀净土信仰在中国普遍流行,但它执著于净土和弥陀的实有;主张发愿念佛可借助阿弥陀佛愿力(他力)往西方极乐世界;认为极乐世界之享受永不转退等。这些观点都与天台宗佛学相抵牾,智顗却站在天台宗立场,把弥陀净土信仰融入天台止观,提倡“禅净双修”。尤其从智顗的弥勒净土和弥陀净土的两重信仰问题,可见净土信仰发展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莫高窟西夏洞窟壁画弥勒经变考

西夏时期是敦煌莫高窟艺术发展的晚期,在经变画上的呈现是盛唐、五代以来复杂精美的经变画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建筑程式化、人物形象公式化的净土变。根据净土变的具体特征可见其样式。按照画面的具体内容,可对净土变图像进行定名为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西方净土变。以往的研究成果中未提及莫高窟西夏洞窟有弥勒经变,本文旨在按照净土变图像内容来阐述莫高窟西夏洞窟中弥勒经变的表现形式。

巩县石窟两处比丘僧思察造像与题记考论

巩县石窟现存造像与题记中有两处为唐代乾封年间比丘僧思察敬造。一处是第141龛,造像为弥勒二胁侍和七佛,题记除发愿文外另有《佛说盂兰盆经》一卷;另一处是千佛龛,造像为优填王像及千佛,题记除发愿文外另有《佛说佛名经》一段。两处造像及题记蕴含着特定宗教内涵,反映了初唐河洛一带僧尼祈愿内容和宗教信仰的转变。思察发愿文彰显了初唐时期僧尼群体对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的关切,造像与题记中对过去七佛、弥勒、盂兰会、千佛的表现也反映了初唐时期河洛一带弥勒净土信仰与千佛信仰的兴盛。同时,思察造像中优填王像与千佛造像还有着潜在渊源及关联,这种“主尊中心式”造像组合集中反映了信众忏悔前世、往生佛国的信仰祈愿。这两处造像及题记为唐代两京地区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