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宽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兼论社会责任与管理决断权的调节作用

企业是绿色创新的重要主体,资金是绿色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139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检验法,实证检验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务宽裕显著促进绿色创新。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财务宽裕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风险承担能力助推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管理决断权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中发挥反向调节作用;财务宽裕对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仅存在于成熟期,在成长期与衰退期无明显促进作用。本研究为财务宽裕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提高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思路与启示。

跨境并购与高管薪酬——来自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2012—2019年实施跨境并购的上市企业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考察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实际影响、作用机制与差异化特征。结果表明,跨境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上市企业高管薪酬,且在并购后第3年仍然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并购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兼具相对合理的市场渠道和不合理的非市场渠道。市场渠道表现为跨境并购能让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获取更高的薪酬;非市场渠道包括跨境并购使得权力更大的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以及跨境并购增加了高管的超额薪酬。本文厘清了中国上市企业跨境并购影响高管薪酬的作用渠道,不仅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而且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一步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管理者过度自信异质性对并购决策的影响

以2012—2016年沪深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并实施并购的上市公司A股数据为样本,采取Xtlogit模型回归进行实证分析,采取Xtprobit模型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探讨了基于心理根源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异质性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探讨了各异质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过度乐观型管理者过度自信能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决策,但控制幻觉型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研究发现强管理过度自信和弱管理者过度自信均能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决策,但强管理者过度自信比弱管理者过度自信更能显著正向影响并购决策。

市场化进程、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

制度环境是影响我国高管薪酬契约发挥激励作用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市场化进程为背景,检验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并探究市场化进程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隐性薪酬契约普遍缺乏有效设计和监督,企业上期绩效与本期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负相关;随着市场化进程深入,民营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缓解,并且当民营企业高管权力较大时,市场化进程能够更加有效地抑制企业绩效与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是上述关系在国有企业中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化改革促使企业绩效和高管现金薪酬之间的相关性不断提高。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市场力量在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激励有效性时发挥的作用及遇到的困难,为抑制国企高管过度隐性私有收益提供合理建议。

管理者超额薪酬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在最优契约假说和管理者权力假说的框架下,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和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两个方面,实证考察管理者超额薪酬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者超额薪酬越高,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快;非国有上市公司的管理者超额薪酬越高,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越低,但这一关系在国有上市公司并不成立,这可能是由于预算软约束等原因导致国有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异化所引起。整体而言,管理者超额薪酬更多地反映了管理者能力的大小,领取高薪的管理者更有可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迅速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表明最优契约假说仍然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深圳证券市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层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造成过度投资,进而影响到投资与融资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导致激进融资,使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增加。

超额现金持有、管理决断权与投资扭曲——财务柔性视角下剩余负债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财务柔性理论审视和分析投资扭曲行为的成因及其影响因素,引入管理决断权作为关键调节变量,重点考察在剩余负债能力不同时,管理决断权对超额现金持有与投资扭曲之间关系的影响效应有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有剩余负债能力时,管理决断权较大比管理决断权较小时,超额现金持有与投资扭曲之间表现出比总体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反之,无论管理决断权大小,超额现金持有与投资扭曲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此,超额现金持有与投资扭曲之间不再是传统代理理论演绎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财务柔性理论可以对此给出符合企业实际财务行为的合理解释,同时也明确了管理者在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管理层权力、制度环境与企业资本扩张

文章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以制度经济学与控制权理论为基础,选取2009-2013年我国资本市场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管理层权力、制度环境与企业资本扩张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发现;管理层集权具有更大的资本扩张倾向,表现为显著提高了企业过度投资的水平,且这种影响在民营企业表现得更显著;制度环境对管理层的投资扩张行为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分组检验也同样支持了制度环境的约束作用。文章分别从宏观环境和微观企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独立董事治理、管理层权力与超额薪酬——基于董事网络的实证分析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位置对管理层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会干预薪酬制定过程,表现为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攫取的超额薪酬越多;独立董事的网络联结有助于独立董事向董事会的薪酬决策提供咨询与监督,表现为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管理层权力攫取超额薪酬的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民营上市公司中高网络中心度的独立董事能够更强地抑制管理层权力对超额薪酬的攫取。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网络位置特征是独立董事治理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

管理者能力影响企业短贷长投吗？

以2012—2016年沪深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投资—短期贷款敏感性”模型证实了我国企业“短贷长投”的客观存在性,发现管理者能力不仅能缓解短贷长投现象,而且能降低短贷长投对企业业绩产生的负面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者能力通过缓解制度缺陷导致的融资约束和非理性引起的过度投资来抑制短贷长投;管理者能力对短贷长投及其经济后果的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

市场势力视角下非效率投资与超额银行借款行为的实证研究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企业投资的效率并没有为其带来相应的提升。因此,非效率投资已然成为我国学术界和众多企业所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此外,非效率投资与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文综合以往有关研究的基础上,以2010~2018年沪深股票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次进行了以银行借款率来度量公司的银行超额借款的实证研究,并基于市场势力视角实证分析了非效率投资与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均是非效率投资的表现形式;投资不足现象与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呈显性正相关关系,而投资过度现象不会导致企业的超额银行借款行为;高市场势力对两者相关性会起到促进作用,而低市场势力会更加抑制非效率投资对超额银行借款行为的发生。

卖空约束放松与高管超额在职消费

自2010年开始施行的融资融券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制度创新，其实施效果引起了研究者持续的关注。本文从公司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角度研究融资融券制度对标的公司产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卖空约束放松之后，公司管理层超额在职消费明显减少。在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卖空机制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治理效应主要通过直接监督和间接改善信息透明度两个渠道实现，并且这一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较高以及大股东掏空程度较严重的情形下更为明显。以上表明，卖空机制具有约束管理层的外部治理作用。

结构权力、内部控制质量与在职消费

本文研究我国国有企业总经理结构权力、内部控制质量和在职消费三者之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内部控制质量与在职消费和过度隐性私有收益显著负相关。(2)总经理结构权力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在职消费和过度隐性私有收益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集中的结构权力会削弱内部控制质量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

管理者短视行为如何扭曲了实体企业资产配置——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

实体企业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近年来出现了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迹象,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文章以200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利用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建构出管理者短视行为指标,并实证检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企业治理水平来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管理者短视行为对实体企业金融资产过度配置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高冗余资源与管理层具有金融背景的情境下更为明显。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管理者短视行为的相关研究,为推动实体企业资产良性配置提供了支持性证据与实践建议。

超额现金持有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和管理防御的视角

本文试图从国内沪深A股全部上市公司2014—2016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公司中融资约束和管理防御程度的强弱,是否会对超额现金持有公司的投资活动产生差异性的影响。经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的存在能显著增加超额现金持有公司的有效投资活动,而管理防御的存在却会明显减少超额现金持有公司的有效投资活动。此外,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融资约束的正向作用可以显著减弱管理防御所导致的负向影响,使得超额现金持有与公司投资效率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既验证了融资约束对公司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融资约束与管理防御间关系的文献。

浅谈建设工程项目超概算问题

针对近年来建设工程项目超概算的问题，对工程超概算的主要原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控制概预算超支的相关建议和解决措施，供从业人员参考借鉴。

无控股股东之殇:来自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的经验证据

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出现了无控股股东情形,这对于深受控股股东“掏空”问题困扰的中国资本市场似乎是福音。利用上市公司宣告无控股股东事件,本文以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度量管理层“寻租”行为,从内部人控制角度分析了无控股股东对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的影响。本文发现,无控股股东会导致更高的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在影响路径上,本文发现无控股股东会加剧信息不对称,信息效应是其影响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的重要路径;无控股股东会导致实施更多的股权激励,股权激励也是其影响管理层股票交易超额收益的重要路径。横截面研究发现,高股权集中度、高分析师关注度和高金融发展程度能够缓解管理层“寻租”,减少股票交易超额收益。本文的研究表明,无控股股东时,虽然第二类代理冲突会消失,但这也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第一类代理冲突,它们之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关系。

管理层权力下沉与高管薪酬激励效率损失

基于手工收集整理的2010—2019年上市公司章程修改公告中管理层权力变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检验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管理层权力下沉对高管薪酬影响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下沉后,高管薪酬和超额薪酬均显著增加。具体而言,管理层权力下沉后,高管薪酬和超额薪酬的增加主要体现为规模薪酬(而非业绩薪酬)的明显增加,同时企业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明显下降。这些经验证据支持了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权力下沉后,公司的在职消费增加、内部和外部薪酬差距均加大,但公司未来的经营绩效和市场价值并未显著提升。因此,基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管理层权力下沉可能引起高管薪酬激励的效率损失。公司内外部监督机制和管理层持股都对管理层权力下沉与高管薪酬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抑制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公司在修改章程向管理层授权的同时,应重视可能存在的高管寻租行为,做到恰当授权和有效监管。

管理授权、国有股最优比例与产能过剩——基于混合寡占模型的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是当前的经济热点问题。通过构建由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及私有企业组成的混合寡占竞争模型,研究部分管理授权下的国有股最优比例及产能过剩问题,得出结论:产量与经营者效用的关联系数与国有股比例,私有企业经营者对利润的敏感度和产量激励正相关;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存在最优的国有股比例,在国有股比例最优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国有股最优比例是一个动态变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有股比例与产能过剩程度负相关,国有产权不是导致企业产能过剩的根源,完全的私有化无法彻底解决产能过剩。对此,需要稳步推进产能过剩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