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学、科举与宗室知识精英的社会认同——兼论新清史“满洲认同”的转向问题

清廷自设立宗学以来,便将其视为培植“满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由于缺乏宗室子弟所必要的“社会认同”,宗学内的清文、骑射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至嘉庆年间,宗学最终流变成扶植贫困子弟的一所义学。与此同时,科举考试对宗室成员重新开放,宗室子弟在取得了进士、举人新的社会身份后,成为宗室知识精英,在社会身份、社会地位与社会尊严方面备受尊崇。科举制成为宗室知识精英赢得社会认同的纽带。宗室子弟弃“学”从“举”的背后,是满洲子弟价值观由“满洲认同”向“社会认同”外在转向的一个缩影。西方新清史学者所认为的18世纪“满洲认同”经历了一个由“文化”到“制度”内在转向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民族情结与国家关怀——满族学者关纪新与他的满族文学研究

作为学者的关纪新是从古典文学研究转入当代满族文学的研究,尤其是老舍研究。其代表作是《老舍评传》,在老舍研究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和反响。跟一般传记不同的是,作者是将老舍放在整个满族文化的宏大背景坐标中,深刻反思了满族历史发展的悲剧性内涵,论述了如何看待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整个现代大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清代沈阳满族说唱艺术发展特征探析

分析了清代沈阳城市的文化状况,研究了当时沈阳满族说唱艺术特点,认为随着清代沈阳东北第一重镇地位的确立,形成了以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局面,多种民族文化交融,使沈阳具有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从而推动了沈阳满族说唱艺术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上层统治者的喜爱和支持,为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沈阳文人出于艺术和民族的责任感积极参与说唱艺术的总结整理与文本的创作,也推动了沈阳满族说唱艺术的发展,并进而丰富了沈阳古代文坛。

日本学者汉满(女真)对音译音研究

日本学者对汉语与女真语的对比研究,涉及到考订女真文字与女真语音的材料,女真语与汉语语音关系诸问题。汉满对音译音研究,是从18世纪初叶徂徕的《满文考》开始的。而对满语转写、汉满对音译音资料与汉语语音研究,以及汉满对音译音资料对汉语语音研究的影响,应该拓展其研究空间。

俄罗斯满学学者与满学研究

清朝中后期,通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各届传教士团和其他一些途径,俄罗斯学有专长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等地,研习满语满文及满族历史、文化,回国后或编纂满俄辞书,或编写语言教材,或者撰写有关满族历史、文化专著,或公开发表,或存其手稿,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满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清道光时期汉族翰林与满洲翰林地位之比较

清中期以后，天下大致太平，战事明显减少，高官大吏多起自科举，而科举之中最重翰林。不仅汉族士 人如此，满蒙汉军旗人士子亦如此。此外，清代一直推行“首崇满洲”的国策。在科举方面，虽然在一甲进士和状元 及第等名义上照顾汉族士子，但真正受皇帝信赖倚重的大臣，仍然是本族士子。在翰林群体中，满洲翰林的地位和 作用远远胜过汉族翰林。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后活跃于政坛的几位翰林身上便能清晰地反映出来。活跃于当时 政坛的两派阵营中的领军人物皆出自翰林，但较量的结果可想而知。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清道光时期满 汉翰林之分歧较量的过程予以深入剖析，验证了“满重汉轻”的历史事实。

纳兰性德与汉人学者的唱和——满汉文化交流的代表

纳兰性德,清代满洲著名词人。他的词能将满文化豪放粗犷和汉文化凄美纤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离不开他作为一个满洲世家子弟先天奋发进取的民族特质,也离不开他后天谦逊好学、结交良师益友的帮助。在其生活和诗词创作生涯中,纳兰性德与汉人学者的学习交流、互动唱和,深刻体现了满汉文化交流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