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看官府对乡村的管理

为反击俄日侵略、解决国内外移民问题而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满族主导下的晚清珲春官府对边疆乡村的管理日益加强,经历了旗民分治、民官设置与乡村管理、清末新政与乡村管理三个阶段,在不自觉中开始了民官化、多民族化与近代化的历史演变,以及从传统满族本位向近代东北亚本位的时代跨越,尽管这一历史进程中官府力不从心而导致诸多措施有名无实。

试论满文文献的著录

满文文献的著录对满文文献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论述了满文文献著录标准化工作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提出了满文文献著录的基本原则 。

锡伯文满文拉丁转写方案比较分析

提出了拼音文字的拉丁转写通常应遵循最基本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目前流行的几种锡伯文、满文拉丁转写方式和存在的问题,指出了文中提出的索贝特转写相对于其他转写方式的优势。

锡伯文、满文相关信息技术标准研制与应用

介绍了近20年来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和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照排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锡伯文、满文的相关标准,同时也总结了技术实现方法、技术创新、推广应用以及已取得的成果情况,为下一步锡伯文、满文信息技术相关标准的制(修)订、计算机信息化和标准化应用等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标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探究

如何保护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是被广泛研究的课题。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工作大多出于保护目的,没有将其有效地发扬传承。标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更是没有被体现。本文利用标准的规范性、一致性、简化性等特征,将标准制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机结合,最终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扬与继承。

清代新疆“伊犁九城”建置始末——兼论满城形制的渊源

依托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古城地图,"伊犁九城"的建置始末可以得到详细的考证。"伊犁九城"包括了满城、汉城、回城等不同类型城市,在选址、城市形制、城内建筑等方面,各城存在诸多共性,也具有不同的特点。通过对满城建置的考察,可以将满城形制追溯到明代卫所城,这可在古城形制及内部建筑上得到印证。明清之际北疆城址形制的延续性,是由古城均由绿营兵建造这一事实直接决定的。

漠北汉兵:清代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的绿营换防

乾隆中期,清廷在漠北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两城设立绿营定期换防体制。绿营官兵绝大多数来自直隶宣化与山西大同二镇,承担屯田及各项杂役。绿营驻军历次更换时,均有大量人员滞留当地。至光绪朝,普通兵丁连续驻守十至二十年之久的状况已成为普遍现象,导致其生计状况更加恶化。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以蒙古官兵为主体,绿营、八旗换防官兵为辅助的军事体制,是清廷权衡当地政治环境、民族构成、自然条件与经济成本等多种因素后作出的选择。

考古学视野下清代伊犁多民族军事驻防体系的构建

清廷在确立对新疆的统治后,在中心地区伊犁河谷营建了大批驻防城,包括伊犁九城、锡伯营城堡、卡伦、营盘等。通过对上述遗址的考古调查可知,伊犁地区驻防城在形制与空间布局上表现为统一性、层级性与联合性特征。统一性集中表现在伊犁九城与卡伦的形制上,层级性表现在驻防城规模上,联合性体现在驻防城的空间布局上。对于伊犁九城,清廷采用了“双核心”的布局模式,形成以惠远城与惠宁城为中心的两个城市群,互成掎角之势。清廷安排满、汉、锡伯、索伦、蒙古各部族移驻各城内外,戍守不同地区,具有明确的分工。考古材料和历史事实充分揭示,这套驻防体系对有效稳固新疆局势发挥了相应的军政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固与发展。

清代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考实

清代驻防闲散旗人挑补绿营兵缺的现象始见于顺治后期,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起,福州、广州、京口三处汉军单独驻防地的闲散旗人相继被拨入军标绿营食粮。雍正、乾隆时,挑补措施的实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至乾隆后期该措施已基本中止。自道光七年(1827年)起,挑补之措重启,多地相继制定了各种不同的实施方案,满洲、蒙古闲散旗人首次被允许挑补绿营兵缺,但总体上方案未起到实效,真正入绿营为兵者寥寥无几。咸丰朝以后,闲散旗人挑补绿营的措施虽未被清廷正式下令取消,但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挑补绿营兵缺之举未能真正缓解八旗生计问题,也不宜对这一措施在激化满汉矛盾方面所起的负面影响作过高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