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

吉林满族作家格致的民族文学实践经历了一个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过程。民族认同感、凸显创作个性、增加创作辨识度和延拓作品评价维度的意愿决定了格致自觉开展本民族书写,民族亲缘意识和替少数民族文学发声立言的作家责任感又决定了格致自觉追求中华多民族书写。格致的本民族书写实践经历了一个从符号化浅层书写到寻根式深度书写的过程。经此过程,格致完成了本民族书写的内部动作。在此基础上,格致又利用表达民族身份认同困境和开展母语寻根的契机,关联性书写了汉族、朝鲜族、回族、蒙古族和锡伯族,还非关联性书写了藏族和朝鲜族(没有关联满族的潜在指向),从而完成了从本民族书写到中华多民族书写的实践过程。

新时期满族作家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死亡情结

死亡作为个体生命的最终归宿,与悲剧有着天然的因缘。新时期满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呈现多种死亡叙述,这是满族作家死亡情结的自然表征。通过观照新时期满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归纳死亡的书写模式,分析作家死亡情结的成因,探讨死亡情结的审美意蕴,以此对满族文学进行整体性的审视。

战争叙述的启蒙追求与民族历史化实践——满族作家庞天舒战争小说论

当90年代以来的战争文学创作遭遇瓶颈,满族作家庞天舒的战争小说显出一定的开拓意义。她将战争描绘引向心智、哲思等形而上的深层,努力追求战争叙述的启蒙效应。同时,为了打开战争叙述的视野、拓宽创作天地,庞天舒还将目光投向悠远的古代历史与民族生活。通过艺术性地民族书写、历史重释,具体实践了当代战争叙述的民族化与历史化。

在场的生态文学表达——满族作家胡冬林新作《野猪王》解读

与很多"书斋式"的生态写作不同,《野猪王》是走入现场的。满族作家胡冬林长年累月扎根于长白山,亲身实地寻访那里的动植物,并特别叙写了野猪这一稀有种群在大森林中的生长、繁衍与濒临灭亡,给人以直接而真切的情感震颤与生态启示,是在场性生态写作的典范。胡冬林还能以"长白山作家"的地域文化身份,随时随地将东北文化真切鲜活地融入生态表达之中,充分实现了"文化的在场书写"。

新时期满族文学的民族性维系

在愈演愈烈的满族"汉化"趋势下,满族文化的式微正在无可避免地发生。对于新时期满族文学而言,民族性的彰显与维系愈加艰难。作为一种主动性选择,新时期的满族作家开始了"汉化"突围,通过宣告"我是满族"、具象展示满族文化传统、"历史记忆与文化想象的适时整合"来标记、展示文学作品的民族属性。部分满族作家为了克服"展示"所带来的泛化效应,努力深入满族文化的肌理当中,通过反思民族命运、省视民族性格、自我批判与砥砺等方式将民族性表达引向深入。此外,他们还自觉秉承满族文学传统,表现满族传统的道德、艺术旨趣,借此维系自己的族性书写。

满族作家李惠文小说的结构技巧与人物塑造

满族作家李惠文在小说创作中,巧妙利用线索和"横向衍生"的结构技巧,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深化了小说主题,拓宽了作品容量;在人物塑造上运用精准的白描和鲜明的对比,使得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

中华全民抗战期间的东北籍满族作家——关于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等

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地区沦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国难乡仇当头,一批满族青年作家挺身而起,脱颖文坛,开始了为祖国为民族的庄严写作。他们的书写,为本民族的文学发展增添了新的价值与特征,也成为中华民族全民抗战期间救亡图存文艺交响中的重要篇章。

21世纪以来满族古代作家文学宏观研究的新变

21世纪以来,满族古代作家文学宏观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出现了一些新变,对满族文学研究规律和特点进行了探讨和总结:一是对满族文学发展史、成就与趋势的总结与预测;二是对满族文学的民族特征与民族精神的研究;三是对满、蒙、汉民族文学之间互动、交融、影响的研究;四是对满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趋势及特点的研究;五是对满族文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时代脉动与乡土之风——略论满族作家马加抗战时期的小说

评论界对满族作家马加文学史地位的评定主要依据其建国后的小说创作展开,对于抗战时期,也就是马加创作起步期的小说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系统的阐释。抗战时期,正是马加确立其创作取向的关键阶段,也是为未来蓄势的发轫时期。因此,梳理评价马加这一阶段的小说极有必要。总的来说,马加抗战时期的小说主要聚焦于反帝抗战和解放区社会矛盾的揭示,对于时代的脉动有着准确而切实的把握。同时,马加注重在乡土气氛中言说社会、时代生活内容。不仅注重农村背景性元素的植入,而且还特别倾向使用承载着乡土物质文化的民间语言,这极大增添了其抗战小说的乡土之风。

满族作家丁耶对民族文学传统的承续

中华文学史乃由多民族作家协力推动。作为现当代满族作家,丁耶以其积极的人民与民族书写,响应、配合并推进了包括"新中国诗歌""伤痕文学"在内的文学潮流。丁耶的诗文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同时也闪烁着平民关怀、自然天成、"满式幽默"、优思检省等满族文学的传统光辉。跌宕的命运、对历史复杂而深沉的体味使得丁耶赓扬民族文学传统的努力坚实有声、自觉清醒。丁耶的诗文,是新中国文学人民性、民族性与大众化的自然诠释,同时也是缝补"文革"伤痕、省察历史的疗救文学。

《王度庐散文集》序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生于北京下层旗人家庭。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他被列为民国时期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现代侠情小说的开山宗师。散文集所选,绝大部分写于一九三○年,因《小小日报》保存得相对完整,所以这一百五十篇文字才得以比较集中地留传下来。青年王度庐更多地表现出对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认同,多次批评传统的风习节俗和世俗心理,将风习的批评上升到了研讨人生哲学和剖析国民性的层次。他善于观察世态人情的细微之处,揭示内中潜藏的文化弊病。王度庐小说经常出现散文笔法,他的散文和小说,在文体乃至局部素材方面,也是互有联系的。

略谈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小说创作中的“两幅笔墨”

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在小说创作中惯用"两幅笔墨"。一幅是"刚性"的宏大叙事,一幅是"柔性"的个人化叙事。这"两幅笔墨"形成了端木蕻良小说"刚柔并济"的美学风格。

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寻根文学”实践

少数民族作家是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重要实践者。他们凭借更富于民间性和异质性的"寻根",为"寻根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原生活力。满族作家边玲玲参与了这一活化"寻根文学"的过程。她不仅对母族文化传统进行了多样化、深层次、洞烛幽微的发掘与探寻,而且还"替代性"地寻索了东北近缘民族的文化精神样态。边玲玲对"寻根文学"界域的理解既是本民族的,又是跨民族的。

叶广芩对满族文化资源的利用

叶广芩是一位典型的满族作家。纯正的满族身世、强烈的民族认同和"满族文学认同"使其热衷利用满族文化资源。叶广芩利用满族文化资源的方式包括:赋予"我"利用满族文化资源的主体权力;将满族"特征文化"作为标识性元素;对作家熟悉的满族生活民俗以及满族绘画、曲艺、王府等满族文化事项进行铺展性宣介,并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书写"八旗文化性格",引发有关八旗制度的辩证思考,并将其纳入主题蕴思构架。叶广芩通过利用满族文化资源,传播了满族文化,也反哺了她的创作。

王度庐“鹤-铁”系列小说中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

"鹤-铁"系列小说被视为王度庐的代表作,其中对于侠客主体意识的探寻逐渐取代了过去武侠小说聚焦于"行侠"行为的写法。京旗作家的生活经验丰富了王度庐小说人物的内在书写,也使小说与时代相呼应,这既是民国武侠小说受新文化冲击之表征,也是武侠写作挣脱通俗小说藩篱的体现。文章分析王度庐对侠客的职业身份、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三重书写,分析其内在主体如何建构并完成侠客主体意识的塑造,从而帮助理解民国武侠小说在何种程度上回应了新文化,并突破了武侠作为通俗小说文类的书写方式。

论当代满族作家的满语使用

当代满族作家使用"汉字记音式"满语,属于"母语认同"的自觉,这既是作家民族文化认同的需要,又是活化叙述的策略。当代满族作家所使用的满语以语词为主、句子则少量出现。满族文学作品中的满语使用发挥了促进满语的活化与再生、彰显满族文学特质的作用,但部分作品当中存在随意使用满语或错误使用满语的弊病。

伪满州国时代东北作家笔下的日本阴影——对梁山丁作品的考察

伪满洲国时代,中国东北处于日本统治之下,人民迷惘困惑。梁山丁明晰地表现出该时代知识分子对日本统治的无言的反抗、无声的控诉。透视梁山丁的作品,可以使我们了解伪满洲国时代东北知识分子对日本的态度,折射出东北知识分子、文化人日本认识的一个侧面。

历史边缘的轶事遗闻——评满族作家来印生小说《神拓》

满族作家来印生的长篇小说《神拓》属于新历史主义小说。它以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方式发掘并展现了鲜为人知的边缘历史内容。结合作家文学想象,作品描写了如"德龄母女入宫""西太后含泪剪断指甲"等新颖别致且不乏人物形象内涵的轶事遗闻。作为喜塔腊氏满族子弟的一员,作者通过叙事展现其爱憎分明的价值观念,将对"喜塔腊氏家族史"的荣耀事迹融入进小说文本中,表达了作者身为满族子弟的自豪及对家族、民族的热爱。

论满族作家胡冬林的生态写作

满族作家胡冬林长期深入长白山林区,以一种"在场写作"的生态文学写作精神,创作出极富现场感和现实警示意义的生态散文和生态小说。这些生态写作集中关注自然和人的关系,既书写自然和人的和谐,又书写自然和人的矛盾。胡冬林的生态写作还书写东北文化和满族文化,对于东北地域的"尚野"文化、行帮文化,以及满族的民族意识、社会心理、萨满文化、说唱文学传统等均进行了生动的揭示。

回视与凝望:对于生命与灵魂的叩问——论满族作家朱春雨的长篇小说《血菩提》

长篇小说《血菩提》是新时期以来满族题材作品中最为夺目的一部。以军旅作家著称的朱春雨在此次创作中,完成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归认,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现代的理性认知、深厚的艺术功力和独特的视阈,追溯了满族悠深的历史文化,并贯穿着对生命价值和历史与生活本色的叩问和探求。其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内涵,使得整部作品的意蕴深刻而厚重,也使朱春雨的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