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esthetic Inheritance of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in the Flux-Take Xu Mao and His Daughters and A Tale of the Wind as Examples

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is one of the well-known literary awards in China,and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on over the years,the Mao Dun Literature Prize has developed its own aesthetic orientation.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early generation of Xu Mao and His Daughters and the recent award-winning work,A Tale of the Wind,to discover the aesthetic heritage in its flux,which is enlightening for th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n orientation for the literary creators.

理性与疯癫的“异态”世界——访谈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著名作家高端访谈”栏目,本期访谈江苏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通过比较《欢迎来到人间》和《推拿》两部小说的区别,毕飞宇指出,《欢迎来到人间》更多的是切入当下,描写异态的人与世界,展现其背后隐藏的理性与疯癫;《推拿》则是将盲人的黑暗世界拉到阳光下,展现他们的尊严与抗争。毕飞宇在创作时注重叙事的主体性,关注人与权力、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他的创作随着中国文学的阶段性发展,也有意识地实现了从书写历史向切入当下的转变,以期更有效地还原中国。毕飞宇认为,无论外界对经典文学持有怎样的态度,由内心驱动的文学创作不会完全被外部的世界所左右。

同一性诉求下的茅盾文学奖

在现代性自反性动力的推动下,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力图重新建构知识分子在现代性的分裂和矛盾中被削弱的话语权,为这个世界提供认知体系和解释框架。自第八届到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评奖机制、获奖作品的创作手法和获奖作者的构成上都体现出某种同一性诉求:在评奖机制上抹平了原有的审读小组和评选委员会之间的对立,用提名书目取代推荐书目,重新强调茅盾文学奖评奖的权威性;对现实主义作品的认可轨迹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肯定;现实主义的重新回归将曾处于文学场中不同位置甚至是对立的作家并置在茅盾文学奖这一体系当中。可以说,自第八届起,茅盾文学奖开始重建知识或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为这个社会以至于世界提供一种具有稳定或永恒意义的价值体系和认知体系。

论茅盾文学奖小说电视剧改编的叙事策略

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其深邃的社会内涵和丰富的文学价值,成为电视剧改编的优质素材。这些作品的影视改编过程中需细致平衡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要忠实于原著的文学精神和核心主题,保持作品的情感基调;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影视媒介的独特性质,以实现从文学到影视的艺术转换。在人物塑造上,改编应深入展现角色的内心世界,同时通过影视手段增强其情感表达。在情节改编上,需在保持原作情感基调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剧情调整,以提高叙事的连贯性和观众吸引力。叙事时空处理则应重现原作的时代背景和空间环境,确保视觉体验与文学作品相协调。这一改编是对原著文学性的尊重与影视表现力的创新结合。

“革命文学”论争中的理论“误读”: 再论太阳社对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引介与运用

在1928年中国左翼文坛爆发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太阳社率先译介了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以此作为“新兴文学”重要的理论支柱。太阳社关注“藏原理论”,既是缘于新兴文学实践过程中自然产生的文艺理论诉求,又存在与创造社“理论竞备”的现实契机。而“新写实主义”在中国左翼文坛的批评实践及其演变轨迹,实际与太阳、创造二社同茅盾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相伴相生。在茅盾与钱杏邨的对话关系中,正是对于“新写实主义”之无意/有意的误读,部分造成了论争的错位、激化,并实质上影响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路径及走向,“钱杏邨理论”与“藏原理论”之差异亦由此呈现。钱杏邨的理论取舍与得失并非孤例,而是折射出早期中国左翼文艺理论实践的普泛性困境。

茅盾眉批本:研究视角、价值分析、开发路径

眉批本是馆藏文献资料中的一种特殊存在,具有多重价值。文章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茅盾眉批本为例,运用文献调研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呈现了将眉批本作为读本、版本、祖本、珍本的研究视角,通过其“由文入史”的故事讲述、“勾连人事”的图景拼接、“文本比证”的实证探寻、“破题立论”的理论构建价值,提出了原貌展现、内容呈现、知识传播、理论衍生的开发路径,以期为各馆馆藏眉批本的开发利用提供参考借鉴。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文学中的现实关怀和中国式文学创作——访谈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推出“著名作家高端访谈”栏目,本期访谈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贾平凹,聚焦“文学中的现实关怀和中国式文学创作”这一话题,围绕文学、文化、文明等问题展开。回顾自身创作经历,贾平凹强调自己的作品比起故事性,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大转型下农民、知识分子、女性以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的生活境遇,不仅书写社会矛盾催生下的城市欲望,也书写社会变革之下乡村和乡村人进城后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关注现代与传统的冲突。贾平凹认为,愈关注全球,愈重视本土,用全球化意识写好中国气派的作品,才可能被中国之外的人关注到。贾平凹指出,现代意识就是人类意识,作家应关注社会问题、人类的生存困境,在这过程中以最大的真情来展现社会现实和人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翻译路径探析——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例

本文基于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和BNC小说语料库,从词汇、句法、语篇、文化四个维度对比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的读者关照和海外接受。研究发现,首先,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呈现出比目的语原创文本更加标准规范的倾向,即以目的语读者和文化为导向;其次,读者关照度更高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英译本在目的语国家的接受效果也更好。最后,基于对比结果,本文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的翻译路径提出了三点建议。

文学场多元分化下的茅盾文学奖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定时期语境的规约和限制。就第一和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来看,现实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历史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而从第三届开始,历史题材获奖作品所占的比例就逐渐提升,以至于历史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现实题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历史题材获奖作品和现实题材获奖作品构成比例的变化,本身就说明了现实主义在把握20世纪90年代更为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时的无力感,以至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逃避——从现实逃到历史。当由现代化进入现代性语境时,支撑现实主义的哲学和形而上学世界观被动摇时,必然就会出现现实题材作品和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所占比例的大幅度下降。自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起,获奖作品构成上的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现代性语境下出现了文学场多元分化的状态,第三、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必然就会受到其置身的多元分化的文学场的影响和制约。

“通俗的文言”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从茅盾的《红楼梦》语言研究说开去

茅盾在《红楼梦》研究中,提出的“小说语言一般叙述故事、描写环境的文字大都用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的观点,应引起学界重视。深入阐释和研究“接近口语的通俗的文言”,对于认知两千余年间中国文学语言的演化规律,探究通俗文言与现代白话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理解古代文言与现代白话,以及当下现代汉语语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文言等问题,颇有启示,可为学界一直争论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问题提供另一种思路。我们应持更加开阔和包容的理念,认为它们都是中国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产物,也都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到不同阶段不可或缺的部分。

本土和域外:两种资源的互动与茅盾儿童文学翻译观的确立

茅盾儿童文学翻译观的生成发展离不开本土和域外内外两种资源的互动。在本土资源的转译过程中,茅盾以历史的、民间的资源为基底,对其形式加以合理化的改造,对其语言提出具体而微的要求,使之具备“笔墨如生”的质素。立足本民族文化特性,在“科学”精神及“取精用宏”观念的指引下,茅盾选取适宜的域外资源进行翻译创作,使中国儿童文学翻译具有多维度的理论视野。基于两种资源的双向发力,以中西互审的方式对语言、艺术等方面予以考察,茅盾确立了其儿童文学翻译观。其翻译思想深刻地介入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创作,助力中国儿童文学迈向现代化进程。

世界文学视域下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外译研究

本文将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英译与布克文学奖作品的汉译进行比较研究,结合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理念,探讨茅盾文学奖外译所涉及的跨文化交流的诸多因素,通过分析评奖委员会、作者、译者、出版社与评论者五方在作品翻译、出版与接受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策略。对于茅盾文学奖作品的英译与接受,本文认为各方应该在已有观念和角度的基础上结合其译介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在远观的视野下,发挥合作力作用,让诸多复杂因素合力推进英文读者对茅盾文学奖英译作品的阅读兴趣和理解深度,以提高文化传播的效度,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内核、中国社会现实与现状以及中华民族的精神,进而促进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

探析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传播——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译为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包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与传播,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然而,现有相关研究集中于个别作家作品的译介,研究成果呈“点状”分布特征,未能展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译传播之全貌。文章利用数字人文技术,爬梳所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译本的出版情况、海外馆藏量、评分、评论数、书评篇数等量化数据,比较不同作品译介的详实数字信息,探析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译本的传播与接受总体情况,分析影响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译本传播的内外部因素,以期为中国当代文学外译研究提供参考和启示。

论茅盾1920-1930年代文艺批评活动与《子夜》的创作

《子夜》的创作与茅盾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有着深刻的精神关联。从1920年代开始,茅盾就在文艺批评领域崭露头角,他积极探索中国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联,逐渐表现出引导时代文艺思潮的自觉意识。并且,茅盾还在研究小说创作的理论专著中深入探讨了小说创作与时代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纵观茅盾在1920-1930年代的文艺批评活动可以发现,他呼唤作家在创作中表现时代社会的文艺思想贯穿始终。这种文艺思想不仅表现在其文艺批评方面,还渗透到他的小说创作过程之中。《子夜》标志着这种文艺思想的成熟。考察茅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艺思想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于厘清茅盾的文艺实践活动是如何影响到《子夜》的创作的。

茅盾“未完成”长篇小说探析

茅盾"未完成"长篇小说创作作为一种"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为引人注目。这种"未完成",与茅盾对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认知方式以及创作策略紧密相关,它是茅盾以文学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实践的结果。在现代长篇小说的创造期,茅盾的创作极富实验性特征,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茅盾在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之间的价值取向,也折射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困境。重估茅盾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更能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经历的艰难而复杂的演变历程。

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小说中民族文化英译的历时性研究——以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例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总和,少数民族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于茅盾文学奖作品汉英平行语料库,从婚丧习俗、宗教祭祀、民族传说及民族史三个层面,考查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民族文化英译过程中体现的历时性特征。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民族文化信息在英译本中呈现出由缺损向保留逐渐过渡的历时性趋势,表明少数民族文化在英译过程中日益得到更多保留和再现。究其原因,主要有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读者需求转变、中西方文学翻译策略的转变及译者主体性差异等三方面因素。

论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

作家是文人,是文人中最擅长书写的群体,其中兼通书法的作家文人则将自己的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具有复合价值的"第三文本"。本文对茅盾生活化的书写行为进行初步考察,尤其对茅盾"文学生活"与书法文化的关联进行了重点考察,以此确证茅盾的一种活法——活在勤奋的书写中,活在浩繁的墨迹中,活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的"文学为人生"由此有了新的意味,即不仅是为了"社会人生",而且是在书写"自我人生";他的文化生活也由此有了更为丰富的含义,即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将文学与书法或书法与文学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第三文本"的杰出书写者,即使纯粹从书法角度看也是一位不可小觑的书法家。从书写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更加贴近现代文化、文学大家及书法名家的茅盾先生。

立足现实 关注当下——论茅盾经典现实主义的当代意义

茅盾经典现实主义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资源,应该重新认识其价值和重要意义。特别是他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参与时代思考的文学传统,对于当下的价值重建和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茅盾在创作实践上开创了现实主义经典的四种品格,即时代性的品格、社会性的品格、政治性的品格、史诗性的品格;在理论主张上倡导现实主义又不独尊现实主义,主张创作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写作手法的丰富性,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现实主义文学,需要真实地反映生活和勇敢地创造生活,茅盾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及理论倡导具有鲜明、突出的当代意义。

现代女性步履的真实文本——茅盾笔下的女性形象与同时代女作家创作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 2 0世纪 2 0至 30年代现代女作家小说创作和茅盾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特征的比较分析 ,提出文学史上的男性主体作家 (从数量上来说 )中 ,取现实主义的客观、严峻态度进行创作的部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