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魏晋古注的使用

孔颖达编撰《毛诗正义》时,援引郑玄、王肃、孙毓之说以解《诗》,透露出其对魏晋古注的理解与态度。《郑志》记载郑玄对《诗》的论说,是对《毛传》《郑笺》的再阐释;王肃注《诗》宗毛而驳郑,对《毛传》或详解或补充申释之;孙毓或言郑说之长或秉持中立。至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整合诸说而更为融通,彰显其欲统一诗解、平定纷争的气势与态度。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学思想

唐初大儒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疏解诠释涵括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尤以《毛诗正义》为著。孔氏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本论,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统一,形成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奠定了唐代诗学的理论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文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文辞义理的动向,将文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文势"说。"文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扌干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文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

初唐宏儒孔颖达等在他们所编撰的《诗》学著作《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人救世"说,具有丰富而具体的理论内涵:第一,非君子不能作诗;第二,持人之行,使不失坠;第三,文刺前朝,意在当代;第四,反对谲谏,倡导切谏。"诗人救世"说,是初唐儒士自信的张扬,对于当时乃至其后的经学阐释与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诗人救世"说的提出,是《毛诗正义》、《诗》学思想的落脚点,具有重要的谏诤力量和文论价值。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毛诗正义》的《诗》篇编次观

《毛诗》中十五国风次序颇为复杂,孔颖达不反对《左传》所排,又认为《毛诗》含有深意,并努力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十月之交》等四诗,孔颖达亦认为其排列极具深意,只是大多数《诗》篇意义无法明辨。孔颖达的这种观念,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也为新王朝确立了道德规范,后世多有采用。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毛诗正义》校勘琐议

本文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诗正义》点校本的若干校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述略

三十年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经历了开始、发展、高潮三个阶段,由局部、零散地考察过渡到整体、系统地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丰硕的成果,充分说明了《毛诗正义》在中国文艺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毛诗正义》标点琐议

本文对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毛诗正义》标点本的若干标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毛诗正义》注释体例与引书规则举例

前人论及《毛诗正义》的注释原则,往往以“疏不破注”概括,实际情况较为复杂。该文以《正义》所谓“毛不破字”之说为例进行考释,阐明《正义》在毛、郑之间所采取的调和、并存、取舍等态度;作为前注集大成者,《正义》称引旧籍自有规律,首次称引呼之书名,之后复引则多径称篇章之名,该文举《正义》所引《尔雅》之例以证之。

孔颖达“比兴”之释义与唐诗比兴生态世界审美

唐代大儒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对唐诗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率先提出"三体三用"说,在"比、兴"释义上虽承旧说,却又有一己之新见,即:"美、刺俱有比、兴"。其"比、兴"相融的萌芽思想,促使了唐代"比兴"融合理论的成熟。在"比兴"融合理论的影响下,在唐代诗人浓郁的自然生态意识的影响下,在政治事件迫害士人的情况下,兼之唐代诗人以其广纳博采、兼容并包的学术心胸,全面继承并积极发展了《诗经》、《楚辞》所创立的比兴手法与"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将诗歌的比兴艺术境界推进到空前的高度,由此呈现出唐诗比兴生态空前兴盛的气象。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论

"疏不破注"仅仅是经学注疏的一般原则。《毛诗正义》对《毛传》《郑笺》常有违逆,一切以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派观念并不十分突出。

晚唐五代诗格的“儒者”品格及其对比兴笺诗体系的拓变与近体诗学建构

晚唐五代诗格的大量出现是"儒者"主体意识与诗风极盛背景相结合之产物。与以科举为导向的经学教育相交织,诗成为孤寒沉沦之士修身立心之要途。作为诗歌创作形态的"苦吟"也因此被赋予了彰显儒者之心的深意,形成了风骚雅正的基本诗学思想。同时,又将以《毛诗正义》为核心的"比兴""讽刺"理论加以拓变,形成"物象比""内外意"等新批评概念,对晚唐诗的重立"意"以及隐喻化和象征性思维也有深刻影响。进而,又从"诗道"与"格调"两大层面提升了近体的诗学、诗史地位,其在唐诗学形成中的独特价值不容抹杀。

论唐代经传分别背景下《毛诗正义》的传播

唐代经与传有别,传的地位低于经,疏经释传的义疏类著作地位更低,《毛诗正义》即为其一。唐代明经科考涉及《毛诗正义》的题目很少,且多在首卷中。《左传正义》和《文选》李注等解《诗》存在与《毛诗正义》相异之处。《文选》李注、《史记索隐正义》等均有征引《毛诗正义》原文者,但通过版本比勘和义理分析,可以确定这些引文都是后世羼入,非唐人直接引用。唐钞本《毛诗正义》存在文字错讹、缺漏、倒置以及整段缺文现象,均非善本。总之,唐代《诗》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只是经文及《毛传》《郑笺》,《毛诗正义》受重视程度较低,其经典地位还没有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