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盘山》名家英译的关联-顺应模式研究

关联论和顺应论在学术界颇受重视,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但是它们各自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关联-顺应模式能克服其缺点,发挥其优势,对于翻译过程的解读、翻译质量的评判比关联论或顺应论更具有说服力。将其应用于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必将有益于诗词英译质量的提升,促进翻译教学、翻译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弘扬红色文化。

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整合观研究(1949-1966)

新中国成立17年间,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整合观直接影响了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整合发展脉络。虽然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整合观出现了曲折,但是他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整合的逻辑起点、整合期望以及整合理念和方式等方面均有着开拓性的探索与尝试。时至今日,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思想整合观仍然为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1927-1934年苏区时期毛泽东的军事民主思想与实践略探

1927-1934年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井冈山与中央苏区的武装斗争,一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对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其军事思想随之基本形成,核心内容包括:人民军队建设思想,“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战略战术原则,以及“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军事指挥艺术。他的军事思想贯穿着民主精神,主要表现在军民一致、官兵平等、军队民主管理和战略战术的民主制定上。

中国共产党基本经济制度思想评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理论的比较分析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思想,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为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提供很多可供借鉴的思路和经验。本文从两种思想关于发展国有经济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二者异同的成因。

毛泽东早期“民”思想研究综述

毛泽东早期“民”思想是毛泽东早期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毛泽东早期“民”思想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学界主要从“民本”和“民主”两个视角来展开,但“民本”或“民主”只是毛泽东早期“民”思想中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因而学界对毛泽东早期“民”思想演变逻辑的揭示也不够全面。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或框架来系统地呈现其早期“民”思想的整体性与丰富性,挖掘其背后的演变逻辑及其历史意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道路建设、文化发展等提供早期的历史经验和资鉴。

1949-1957年初毛泽东维护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论析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设计者与最初实践者。1949-1957年初毛泽东在固权安邦和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理论原则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维护社会稳定的成功经验及其实践,对我们今天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实现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农民教育实践对农村脱贫工作的启示--以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农民教育实践为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毛泽东兴办农民教育,运用灵活多样的教育手段和易于被农民群众接受的方式展开教育实践,极大地激发了当地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农民群众更加坚定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农村脱贫工作的决胜期,可借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农民教育实践经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唤醒农民群众渴望脱离贫困生活的意愿,激发农民群众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进而打赢脱贫攻坚战。

遵义会议开启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谈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遵义会议召开的14年中,教条主义的盛行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遵义会议由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中断,客观上甩脱了共产国际这根拐杖,根据中国的国情、红军的军情,独立自主地作出了决定、决策、决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作出了渡江入川的战略决策,彻底批判和否定了“以俄为师”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了解中国情况”的积极防御军事路线,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作出的决定、决策、决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论习近平对毛泽东中医药观的继承与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医药发展的理论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人毛泽东、习近平均对中医药作出了重要指示和系统性论述,对比二者的理论关联及其发展,可以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医药观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整体性观察和理解。毛泽东和习近平中医药观在文化认同、理论渊源、自身实践等方面有着形成路径上的共性特征,从关于中医药的高度评价、对待中医药的应有态度、处理中医药关系、让中医药惠及世界等方面可系统梳理出毛泽东和习近平中医药观在理论论述上的呼应与演进。基于毛泽东中医药观的守正创新,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习近平中医药观的原创性贡献,为新时代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根本指引。

何为体育之真义——重读《体育之研究》有感

毛泽东早年在《体育之研究》所谈的体育是指通过身体运动 ,不断增强与完善人类体质的健身教育 (PhysicalEducation) ,而不是指少数人参加的 ,以取胜为内涵以追求功利为目的的运动竞技教育 (SportsEdu cation)。运动是指以增强人的体质 ,提高人的健康水平为目的的、讲究实效的健身运动 ,而不是那种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供人们观赏娱乐的竞技运动和形艺、技艺运动。并明确指出 ,体育教师的价值与业绩应在全民健身事业建设上去取得。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意识觉醒的历史进程

准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的角色、地位转换,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之所在,深入探索执政党的执政规律,强化执政党意识,发展执政党理论,正确判断党的历史方位,是决定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综观建国后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理论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党的执政党意识逐步觉醒、执政党理论不断发展的历史轨迹。毛泽东曾未雨绸缪地萌发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执政党意识,但未能真正启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的进程;邓小平则力挽狂澜开始了执政党思想转型;而江泽民更是与时俱进地全面推动了执政党的理论转型。

项英与中央屡生分歧和争论仍长期任职新四军原因探析

项英在担任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期间,在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长期与中央存有争论,并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批评,但他仍长期保持着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职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项英本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水平和战略判断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中央选择项英任职新四军的审慎考虑、新四军斗争活动所处的实际境况及毛泽东和中央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长期存有寄望所决定的。

毛泽东是群众路线的首倡者和实践者

毛泽东不仅是群众路线的首倡者,而且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为党的群众路线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功能和作用的运用和发挥

毛泽东不仅对党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提出了一系列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尤其是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十分注重发挥中共党史的功能和作用,如他注意以党史解说党的政策、以党史教育干部群众、以党史指导党的建设、以党史阐明哲学理论、以党史联络各方朋友、以党史鉴正党的决误、以党史弘扬传统文化。毛泽东对中共党史功能和作用的充分运用和发挥,为我们充分重视和正确估价中共党史的理论价值和学科定位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寻乌调查》与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经济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农村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寻乌调查》集中体现了他所倡导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重要思想,是我党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由于《寻乌调查》所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农村社会,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丰富资料,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客家社会与文化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毛泽东体育文化思想的内容概貌及特征

毛泽东体育文化思想是毛泽东体育思想的精髓与重要组成,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亮点与重要分支,其内容概貌涵盖体育文化的本质论、方针论、功能论、原则论、主体论、能动论、关系论与方法论等8个主要方面。进一步研究表明,毛泽东体育文化思想具有人民性、哲理性、科学性、完整性、批判性与实践性等6个主要特征。传承与弘扬毛泽东体育文化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试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观

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交叉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总结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基础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在抗日民主政权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并对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证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观,为毛泽东全国执政观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对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毛泽东到江泽民:中国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及其比较

为了使西部地区走向富强之路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依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 ,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同的战略构想 ,实施了不同的西部开发实践。开国领袖毛泽东 ,以其“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的思想为主线 ,奠定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以其“部分先富”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依据 ,以“两个大局”的思想为出发点 ,加速了东部地区的发展 ,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改革开放。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在世纪之交全面审视了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