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美术热点现象述评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中国美术围绕时代主题、把握时代脉搏,开展以人民为中心、反映时代风貌的艺术创作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成就;举办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系列活动,重温红色美术经典,梳理各时期美术作品中的人民形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术,以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推动遗产活化与媒介创新。此外,义务教育美术新课标的发布、艺术学研究生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近现代美术挖掘整理、后疫情时代美术的国际交流以及美术赋能乡村振兴等热点现象,反映了中国美术的文化自信与多领域的时代新风。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毛泽东于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同时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形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世界范围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传播最为广泛的文章之一。该文在英语世界中的传播掀起过三次高潮。以这三次高潮(20世纪60年代,70—80年代,90年代至世纪之交)为线索,考察毛泽东《讲话》70多年以来在英语世界的接受转型,从而揭示英语世界汉学家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接受转变,以及这些转变所体现出的知识社会学的变迁和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启示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有关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结合当时文艺发展的实际情况,阐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意义。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述略——以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

毛泽东文艺思想,尤其是《讲话》中的许多原则,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叙事文学的,甚至可看作是对叙事文学的应然性规定。毛泽东依据阶级斗争理论所提出的革命斗争故事,构成了其革命文艺故事思想的总蓝本。他有关民族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创造的论述,在本质上则是对其民族化、民间化文艺叙述思想的阐释。也就是说,用民族化、民间化的叙述话语,讲述阶级化、斗争化的革命故事,构成了毛泽东文艺叙事思想的基本内容。

回到《讲话》接受史现场——以茅盾为考察中心

作为权威意识形态话语,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影响着当代文学的构建和发展。但在历史上,《讲话》发表后在延安与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并非如很多当事人、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广泛、热烈,其真正被文艺界接受和应用还是在1949年以后。茅盾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建国后曾出任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以茅盾为中心考察《讲话》的接受史现场,对于理解《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意义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于阐发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内容包括革命文艺与社会政治革命的关系;文艺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与广大人民大众的关系;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艺术家的立场、态度与世界观;文艺作品的创作方法和创作过程;文艺的内容与形式、风格与流派;文艺的普及与提高;文艺的民族形式及发展创新;文艺批评及其政治与艺术标准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许多基本论点对当代文艺工作仍有指导意义;应对这些论点加以改进和完善以建构起新时代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与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比较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两位领导人在两次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结合两次文艺座谈会的具体内容,从文学服务对象、文艺评判标准、文学创作的效益、文学创作源泉4个方面对文艺思想路线的改变进行探讨与研究。

毛泽东的文艺观及其当代启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较为集中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文艺观。《讲话》以文艺应为群众服务和如何为群众服务这两个中心问题展开,其中涉及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斗争与团结之间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研读《讲话》,对于积极应对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视域中的文艺诉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20世纪中国文论

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毛泽东的身份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文艺理论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思想往往立足于政治的视域,在这种视域中,文艺工作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实现革命理想的"文武结合"的斗争方法之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的文艺批评思想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对20世纪中国文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及推广

"延安文学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它以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为指导思想,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为特点,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强调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认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针,这是"延安文学模式"推向全国的标志。"延安文学模式"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讲话》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指导作用。

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战时意义及当今价值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值此,重新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战时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光辉文献,是一项包含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意义在内的重要学术活动。《讲话》确定了文艺创作的目的、对象、方法以及路径,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明确规约,团结了大批党内外的作家、艺术家,为夺取抗战胜利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战时价值不可低估。同时,在以娱乐、戏仿、拼贴为主的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讲话》所彰显的注重文艺社会功能的严肃精神、直面历史的实事求是态度、关注底层精神需要的价值追求,于广大的文艺创作者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引领并保证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现代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新时期以前当代诗学的基本格局,即对五四以来主体诗学的清理与当代客体诗学的开启。诗人情感与表达方式的清理是核心,艾青与何其芳是典型的例证,"何其芳现象"是这种转变的标志。《讲话》以后,诗歌转为新诗人的农民内容与民歌形式的民歌体新诗,民歌体叙事诗成为客体诗学开启的标志,构成当代诗学模式。

毛泽东人民文艺观刍议——基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经典文献中,毛泽东确立了人民文艺观。毛泽东人民文艺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理论根基,开拓了一个人民文艺的新时代,而且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

何其芳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接受与创造性阐释

通过对何其芳建国前后接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过程和其言论、文章等的介绍与分析,认为何其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在接受和阐释《讲话》的过程中,坚持在原则上与《讲话》精神保持一致,但在具体分析文艺问题时,结合创作实践和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特点,相应地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这也体现了何其芳文学思想的矛盾性。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下)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

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析的碰撞——以四十年代的三次论争为中心(上)

胡风事件的举足轻重作用的三次论争,同时也构成了文学在40年代发生意识形态转折的三个关健环节,因此,胡风事件的历史根源也可以表述为胡风与文学意识形态转折的碰撞。文学的意识形态转折以40年代初期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为发端,在与胡风论争的左翼主流派一方,民族形式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以《讲话》为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酝酿成熟的过程,这就自然决定了胡风与左翼同仁的思想分歧具有意识形态的严重性质;40年代中期的“主观”论争以胡风和“才子集团”共同发起重庆反教条主义运动为起点,他们的本意是响应延安整风,但由于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逻辑的错位,实际上变成了对《讲话》的不自觉冲撞,因而他们反而成为由胡乔木主持的、名至而实不宣的重庆整风的对象;1947、1948年的香港批判是将1945、1946年对胡风的缺席批判公开化,同时也是以《讲话》文艺模式全面改造和规范文艺运动的意识形态询唤的发出和示范,而胡风则以《论现实主义的路》这一答辩表明,意识形态对其的询唤最终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