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中国视域下传统中医养生思想的伦理理念探析——以《吕氏春秋》为例

“健康中国2030”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传统中医养生已全方位融入“健康中国”建设,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以传统中医养生文化思想及伦理理念的发展为出发点,通过对《吕氏春秋》中包含的中医养生文化思想进行分析,进而探讨、概括其所蕴含的伦理理念,希望能够全面、系统地促进中医养生文化发展,为人们运用养生伦理理念来实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延年益寿,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

“荧惑守虚”发微——兼论《晏子春秋》文本来源与成书

《晏子春秋》所记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传世的先秦、两汉其他文献中从未提及。而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则进入了《史记》的历史书写,完成了“史实化”,成为星占术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阐释的典型事例。就星占实践而言,“荧惑守虚”仅停留在文本层面,汉唐时期并无“荧惑守虚”的天象记录,齐景公“荧惑守虚”故事是目前所见唯一“事例”。鉴于在内容、情节、叙事及思想观念上的相似性,《晏子春秋》所记之事可能是对宋景公“荧惑守心”故事的摹写、改编或者再创作,时间上可能不会早于西汉。

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回眸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高亢的谢幕余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体育思想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通过对《吕氏春秋》相关研究文献的检索与分析,认清近代以来《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研究的发展轨迹,认为《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成就和问题突出表现为3个方面,一是推动了养生思想体育学地位的进一步明确,二是促进了体育思想史研究的科学发展,三是研究成果不够丰富。对于《吕氏春秋》体育思想的研究,一是要给予明确的学术定位,二是要给予系统的研究,三是研究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吕氏春秋》的天道观和天命论

《吕氏春秋》认为天地的性状具有客观必然性,人事应以之为准则;天地的法则和谐有序,故要“法天地”而建立和谐有序的封建秩序;天命是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给人造成的遭遇,但君权是天授。其天论主要是上继荀子等多家的思想而更树独立见解,这反映了进步的新兴地主势力的思维。其总的倾向是坚持了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但也有其局限性。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从对《诗经》的引用看《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

《晏子春秋》中有引用《诗经》的10余处记录,这些记录有些见于《左传》,展现出晏子对《诗经》的熟练掌握。通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晏子主要引用二《雅》诗而没有只字涉及《齐风》,又比如在整部《晏子春秋》中晏子除了《诗经》几乎再没有引用过其他经典。这些现象不仅有利于我们考察先秦《诗经》学的发展,而且对于深入了解《晏子春秋》的文本性质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参考。

《吕氏春秋》的舞蹈史论

《吕氏春秋》论舞蹈艺术的资料是远非先秦他书可比,它首次提出舞蹈发生发展史论,并力求揭示其中规律,因而有很高的艺术、文学、文献价值,在中国舞蹈史、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颜之推对《春秋》经传的引用与诠释——以《颜氏家训》为考察中心

作为南北朝时的著名学者,颜之推出身中古文化世家琅琊颜氏而自幼便饱读诗书,因而包括《春秋》经传在内的诸多经史原典及各不同注解,也常为颜之推所引用。通过分析其《观我生赋》《颜氏家训》等作品与《春秋》经传及其各注文的关系,能深入了解中古时期经与史、文间的合分与内在的观念源流。

王源《左传评》关于“叙述视角”的探析

王源在审视《左传》文本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叙事理论中的某些问题,并在批注里给予呈示,展现自己较为朦胧的认识,"叙述视角"是其中重要的理论点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视角承担者的转换;全知视角的普遍运用;语词变化体现出视角转移。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论《吕氏春秋》的本原之道

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老子首次把道由有限升华为无限,使之具有了宇宙本原的意义。《吕氏春秋》以精气言道,精气无形无象,它既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又是流行于天地万物间的精微之气。精气除具备道的一般特征外,还具备流动不居、感应相通的特点。精气本身所包含的阴阳二气的矛盾运动是其产生天地万物的基本动力;精气作为产生万物的本原,给予了万物生命和欲望,并以自身的德行影响万物。总之,精气既具有道家之道精微玄妙、化生万物的特征,又具有儒家之道的德行,能够主宰天地万物。

殊途同归：《吕氏春秋》贯通诸子百家

自《史记》述吕不韦之佚事始,自《汉书》之“杂家说”起,后世对吕氏及吕著之评多欠公允。其一,以吕不韦佚事而“因人废言”;其二,“九流十家说”归类疏阔,湮灭了百家言人人殊之现实;其三,以“杂抄无学”而“因学废人”。后世虽多有发掘吕氏之大义者,亦多未离班氏“十家”苑囿。细审中华学术之大势,《吕氏春秋》其学术地位绝非“驳杂”,“六艺”裂变诸子,言人人殊乃“一致百虑”,然百家各执一端必难通经济之事,故百家贯通即“殊途同归”为学术必然,而当此任者则非吕氏莫属。因此笔者以为当别立一“通家”而其人应称“吕子”。

论《吕氏春秋》之“因”

在分析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一条原则即"因"。"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之道。《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指出因循客观要素对于成就功业的重要性,并把因循客观要素与重视主观努力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注重因人而异。这一原则在政治上丰富了无为与变法的治国理论,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吕氏春秋》的思想结构及其帝王之道——重写先秦思想史系列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一部探讨帝王之道的集大成著作。它把“道生万物”的道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融合在一起,将自然、社会、天国、人间的万物编织成一个同源同构、同类互感的整饬系统,提出物从其类、以人法天、祸福人召、必己慎人的主张,进而提出统一六国的帝王理想以及因势利导、尚德爱民、利群贵公的大政方针,孝亲俭葬、导欲上农、高义贵信、赏罚必当、以义为战的具体政策,和君术贵因、臣道贵为的君臣分职之术。它还基于取天下先取身的思路,对人性的本质及清心寡欲、尊师劝学、保生全性的修养之道作了进一步探讨。《吕氏春秋》杂取百家精义,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从爱民利民、尚贤贵公、外王内圣的角度建构了“执一”“不二”的帝王之道,包罗万象,见识不凡,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参考意义。

简本《春秋事语》与《管子·大匡》、《左传》对读札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书中《春秋事语》之"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可以与《管子·大匡》、《左传》中的文段对读。通过简本和传世本的对读,发现一些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地方。

从《周易》到《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嬗变

数字最初是为记事而用,并非一开始便具有神秘意义,主要用于文字出现以前记录事物数量之用,数字思想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先秦典籍反映中国古代数字思想的嬗变过程,以《周易》《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为代表。在《史记》之前,《周易》主要体现出以数字奇偶对应阴阳的思想,而《吕氏春秋》则表现为以数字象征天人关系,至汉代《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便可视作一种宗教化的符号表达,也反映了古代数字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吕氏春秋》对儒家思想中“修身”的阐释

《吕氏春秋》由吕不韦召集其门客集百家之言编纂而成,尤其注重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和借鉴。围绕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从“克己复礼为仁”出发,分析《吕氏春秋》对儒家思想中“修身”的解释和阐发。由保全自己的生命到修养自己的品德,由修身体到修心灵,由对自己到对他人。通过“修身”做到审时度势、循其理、去其私。现代人在涵养自己、治理自己的环境、管理自己的人生时,可以从《吕氏春秋》对儒家“修身”的解释和阐发中汲取借鉴。

《吕氏春秋》审美功能论对儒道墨法学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从文艺的功能角度来考察《吕氏春秋》"生""义"以及"乐教"之美的主要思想可以看出,《吕氏春秋》的文艺功能论思想是在儒道墨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具有自身特色的君主"治国""治身"思想体系。

《吕氏春秋·本味篇》里的水产食材探析

《吕氏春秋·本味篇》主张"本味"和"适口者珍",开列出当时著名的烹饪原料,列举了肉类、水产、蔬菜等优质食材。由于《吕氏春秋》成书年代久远,随着文字演化和书写文体发生了变化,《本味篇》里食材的名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深入考证,辨别其食材的来龙去脉。探究《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水产食材,对其进行梳理、考证、探索和辨析,进行部分食材的探本溯源,发掘食材背后的厚重文化和较高的研究价值。

觅得《周易》的理想人格范本——试论《左传》中叔向的人格精神

《周易》为群经之首,时时谨慎而隐晦地阐释着它的人格价值判断,其中圣人、君子和大人就成为其理想人格的宣传对象。遍观《左传》这部史传文学,晋国著名的贤大夫叔向在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等历史活动中,不仅具有过人的雄才大略,而且表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可以达到《左传》宣传道德史观的要求,更是渗透出符合《周易》所强调的圣人、君子和大人等风范的理想人格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