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视角下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流变——以阿尔及利亚为例

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治理模式经历了多阶段演变,呈现出发展共性。其中,阿尔及利亚的演变历程尤为典型,在不同阶段展现出独特特征。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类型、合法性基础以及支配方式理论,蕴含着分析国家治理模式的关键密码。透过韦伯的视角,本文对非洲前殖民地国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不同历史时期统治模式进行分析,并将其与3种权威类型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穆瓦希德王朝的统治反映了传统型权威和超凡魅力权威的共存;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殖民地被移植了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官僚统治模式;独立后,由于缺乏合法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阿尔及利亚呈现出超凡魅力权威内嵌于合法权威的统治模式。通过这一逻辑,对阿尔及利亚不同时期统治模式演变进行分析,可以为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升以及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治理策略提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韦伯作品统一性与学科身份转换之谜——方法论学说线索下的韦伯思想脉络探究

对韦伯方法论学说的忽视是造成当今韦伯诠释危机的重要原因。作为国民经济学家,韦伯试图用“社会经济学”的设想破解国民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这种设想以构造“诸领域”的理想类型为核心,以经济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亲和”与“紧张”关系为分析目标,并最终服务于韦伯的价值关联——为何偏偏西方产生了现代理性资本主义。韦伯将构造理想类型的任务赋予了社会学,并认为其在方法论上先于历史研究,因此后期他将社会学作为了研究重点。由于每个理想类型本质上是一个主观意义类型,这就实现了“理解”的目的。韦伯的思想遗产为今日社会学破解“剩余学科”之地位提供了丰厚资源。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论韦伯的文化理论

德国社会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实际上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化理论家。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研究中,韦伯深度展开探讨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所论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对话;在对西方世界观"除魅"的阐释中,韦伯揭示了现代价值观的竞争和冲突,呈现了现代文化"秩序过度"与"冲突过度"的复杂纠缠;在对西方理性化命运的探究中,韦伯分析了西方自律艺术的形成及技术与艺术进步的关系。这些重要观念,不但对现代文化生产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当代文化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从三个方面概括韦伯的文化观点,为当前正在讨论的一些文化议题提供一些新的资源。

高校辅导员权威的合法性探究——基于马克思·韦伯权威理论

拥有权威是高校辅导员工作开展的前提,马克思·韦伯权威理论久负盛誉,为辅导员权威合法性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韦伯将合法性权威分为传统型、个人魅力型及法理型,作为高校学生教育工作管理工作的从业者,上述三种权威辅导员同样具有。在理清辅导员合法性权威的来源后,应着力研究其巩固路径。权威是一把双刃剑,巩固辅导员合法性权威的同时要注意把握边界,避免其负面影响。

韦伯价值中立说与政治理论课教育

对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课教学,教师不可以用工具理性来对待它,只能通过说理的方法来达到教学目的,说理是唯一的也是最文明的手段。韦伯价值中立思想里合理的内容需要重视,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准则完全不同,必须清楚"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是两个本质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既要求真又要求善的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分清二者的关系,政治理论课教师才有可能成为思想清明、信仰坚定的教育工作者。

韦伯与福柯现代性理论的比较

韦伯与福柯都是研究现代性的集大成者,韦伯将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比作"理性的铁笼",而福柯将现代性对人们的监控看做是"全景监狱"。他们的思想的差异性建立在其亲和性和继承性的基础上。他们各自的理论有其显著的特点。从韦伯与福柯的著作中发掘二者在现代性思想方面的差别,其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分析视角、对待现代性的态度和关注焦点这四个方面。然而殊途同归,二者都关注现代性社会的权力与身体议题,同时又都对现代性进行了有逻辑、有价值、有深度的批判。然而二者虽都剑指现代性的症结却都没有提出超越的方案和设想。

正当性与合理性:韦伯支配理论中的“中国法问题”

韦伯关于“中国法问题”的研究,体现了他“理性化”理论的特质。在韦伯看来,西方社会独有的形式理性法律不仅对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还为支配的正当性提供了合法性和经验上的妥当。与此相关,韦伯将“中国法”视为一种异己并用之佐证西方法律的理性特质,但“中国法”在理性与非理性、正当性与合理性之间所表现的张力,不但使韦伯“实质理性”和“家产官僚制”的概念晦暗难明,而且隐含着支配正当性的多元化问题。“中国法问题”不再只是一个法律类型化比较的问题,更是一个支配正当性来源多元化和合理化的问题。当下中国社会治理遇到的法律与伦理困境,需要我们基于“中国法”的多值逻辑重构其正当性。

韦伯政治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高校学生创业管理研究

德国著名政治学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建构的管理理念对当今的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高校大学生创业行为日趋纷繁多元的背景下,对韦伯管理思路及理念进行分析发现,制欲主义意识不足、社会认知不足、科层制度内在缺陷等方面是引致高校学生创业的监督难题、指导困境及资源约束的深层原因。在当前及今后的实践中,应充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既要切实将制欲主义价值观与创业指导相结合并对学生展开针对性培训,又要围绕科层理论优化学生创业管理机制并增设创业管理职能部门,还可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出发强化学生的社会意识并对之进行全方位管理,只有集成三维合力,才能更好地助推高校学生创业管理趋于科学化,并加快形成高校学生创业管理科学发展的良性局面。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读吕新雨《学术、传媒与公共性》

吕新雨在修订再版的文集《学术、传媒与公共性》中探讨了学术和传媒的公共性问题,既结合了西方批判理论基础和世界历史视野,又有很强的中国问题意识。其中特别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真问题和大问题,为中国传播的批判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深度的视角。同时通过"重读韦伯"来探讨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以及何为政治、何为学者和学术为何与新闻为何等问题。同时,以学术的公共性为依托来为中国媒体的公共性寻找理论和道义的基础,媒体制度和政策的支撑,社会阶层的依托,以及在具体媒体实践中实现的途径。

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多维透视——基于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对话的视野

开启马克思与韦伯思想对话的视野,有助于深化资本主义时空限定性、本质与现象及其发展趋向的理论研究和当代阐释。马克思与韦伯均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维度透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得以在区别于其他文明形态的历史特定性中出场;但是马克思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定性,而韦伯则将这种历史特定性消融于泛化的“资本主义”概念中。进而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上,韦伯基于理想类型与现象的“双向反思”关系,将“理性化”作为资本主义理想类型的核心特征;而马克思则基于本质与现象的“双向生成”关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核,揭示出资本统治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内在矛盾及其“反理性”特征。韦伯针对理性化资本主义背后的理性分裂现象提出了忧思与改良,并在此过程中立足科学与政治的领域差异批评了未能遵循“价值无涉”原则的“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韦伯的批评并没有抓住马克思思想本身的逻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是从科学研究本身内在派生出价值规范,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矛盾性本质而对其展开的历史性超越。

作为经验有效性理论的法社会学

与当下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趋势相反,该学科的创始人认为法社会学是一般社会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他们将法律及其在历史上的各种变体理解为社会生活的构成性部分。这种观点在埃米尔·涂尔干和马克斯·韦伯的作品中尤为明显。这同样为呈现两位作者的理论进路在方法与内容方面的差异提供了可能性。本文论述了涂尔干和韦伯是如何从比较的和发展的角度研究法律,包括他们是如何看待刑法尤其是人权的作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二人的理论与德国当前的法社会学研究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