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再探讨

新文化运动自1915年9月始,至1920年8月,共经历5年,陈独秀自始至终都是运动的领袖。他的贡献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领导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1915年9月至1916年底为初始阶段;1917年初至1918年底,新文化运动进入重要发展阶段;1919年初至1920年8月,因与五四运动合流,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1920年夏,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改《新青年》为共产党机关刊物,而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遂告结束。另一方面,陈独秀又是新文化运动各项具体内容的引导者,除在思想、道德、科学方面外,其革命文学的主张奠定了他是白话文学运动主帅的地位。陈独秀得人和、地利、天时之利,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明显的空想性,个人色彩太浓,是新文化运动主要的不足之处。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五四道德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之研究

伦理道德的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伦理革命的形成原因,人们往往归因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不够全面的。新道德的出现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历史要求,这是五四新道德生成的直接的现实原因。

遐思“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写

"五四"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现象,应将发生在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五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貌似公允中的西方眼光:学衡派与中国现代文论建设

学衡派的实质是一种来自西方白壁德新人文主义的眼光 ,在西方眼光与学术话语上与新文化运动主流并无二致 ,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流 ;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有着歧异与不同 :在引入西方文化上 ,反对失于一偏。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上 ,反对对传统一概涤荡的激进言语。他们在主观上试图超越两极对立的思想来探索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出处。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 。

生产力发展视角下的五四运动研究

从生产力发展视角来研究五四运动,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发展的起源;二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生产力发展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的作用是显性的,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状况是导致爱国运动爆发的经济根源,而五四爱国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妇女人格的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从妇女人格建构的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来探讨,如何才能形成新的妇女人格。他们的探索对我国当今的妇女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试论学衡派的文化观

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学衡》杂志,从学衡派的立足点——新人文主义出发探究其文化观,清理学衡派有关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观点,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对其文化改造的主张进行价值重估。本文认为,学衡派借中西融合来改造文化的思想符合思想史的运作规律,在当时是对西方现代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反思,至今仍可作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借鉴。

白话文运动:传承还是摒弃

1917年开始的白话文运动影响深远,也留下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白话文运动取得的成绩,是白话文正式进入学校常规教育课程,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加速取代文言文,成为书面汉语的主流文体。从当时直至现在对该运动的历史叙事,一般都将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比作欧洲各国自文艺复兴起民族语言文学取代拉丁语文学,同时将之比作一场文学上的革命。这种观点在两个重要方面比附失伦。首先,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看,20世纪初白话文传承的是中国上千年的语言文化传统,相比而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民族新兴书面语历史短暂,语言资源贫乏;欧洲民族语言文字取代拉丁文以后,后者基本被摒弃,而文言文始终是中国语言教育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欧洲各国民族语言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文体,是个渐变的历史过程而不是狂飙突进式的革命。白话文的情况与此相仿。白话文作品在元、明、清时期广为传播,自19世纪下半叶起白话文使用更为普遍。白话文运动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是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中国语言应用传统的传承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中国步入现代化进程以后,该发展开始加速,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白话文运动的真正意义,是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方针,为此后汉语标准口语和标准书面语的成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汉语拼音化给出了前提条件。19世纪以来在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上提出的重要主张如何落实,此方针为之提供了指引。

五四时期的两种科学活动及其意义

中国科学体制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起步。与近代英法两国科学体制化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五四时期中国也出现了以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为主体的科学活动：科学家的科学活动和人文学者的科学活动。两种科学活动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对中国现代科学史和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反传统的实绩与难题

反传统是五四启蒙的手段。其实绩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道统的否定，即否定孔子之道在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二是学统的解构，即改变传统学术以儒家经学为中心，以史学、子学、文学为附庸的基本架构；三是文统的革命，即结束言文分离的局面，改变文统与封建道统的内在关联。五四反传统并没有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断裂，但造成一些历史难题，尤其是民族认同的难题和文化重建的难题。在肯定五四反传统的意义的同时。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原因分析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信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原因有多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变提供了客观的可能性,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则将这种可能性促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