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与其梅花诗画

该文主要介绍元代著名隐士和梅画、梅诗大师王冕的生平和风骨,着重推荐他所创作的墨梅图与梅花诗及其所反映并倡导的梅花精神。通过艺梅诗画来着力宣扬梅花精神与爱国主义,一以贯之,终生不渝。自宋·林逋、元·王冕、明·史可法、清·龚自珍连续倡导以来,梅花益为世人所重,梅花精神也不断发展并弘扬。其间,王氏承上启下,全面宣扬,其功绩与影响,盖莫大焉。

蒋士铨诗学观念的转向

蒋士铨前后论诗观念具有一定变化,这显然与袁枚的影响有关。但应当注意到,蒋士铨的诗歌趣味与袁枚是有一段距离的,虽然他论诗根于主深情,有性灵诗学的种子,但直到晚年,都坚持以道为本,且对江西诗家较为优容,与袁枚的诗学旨归殊有不同。通观之,蒋士铨虽可视为性灵派中人,但他的一只脚其实还在圈子外。

关于中国梅花走向世界的优势分析

该文着重从中国梅花资源、梅的应用价值、梅文化、科技成果、国际交流等方面,对中国梅花走向世界的优势加以分析,并对中国梅花走向世界进行展望。

陈俊愉与梅花

陈俊愉先生是著名的梅花专家,探讨陈先生与梅花的关系,是梅花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该文从一个学生的角度出发,就陈先生与梅花精神、陈先生与梅花研究、陈先生与梅花事业等三个方面,论述了陈先生对梅花文化的贡献。

学古与著我——试论袁枚诗论关于继承与革新的辩证观

在文学批评史上,关于学古与著我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袁枚对此却有独特的见解。文章具体阐述了袁枚对著我本质的理解,以及学古的原则和方法:崇尚多师,反对宗古;崇尚多识,不受古欺;崇尚新变,变“迹”传“心”,最终实现著我的革新目标。

论土家族“赶仗”习俗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

"赶仗"是土家族的一种集体围猎活动,是土家族原始渔猎活动的延续,更是土家族英勇精神的体现。源于土家族世居的武陵山区生活的"赶仗"孕育了骁勇善战的民族精神,其前后的梅山神祭祀活动也蕴涵了深邃的文化,与土家族白虎"图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袁枚与儿童文学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收录了很多自然、流丽、极具个性的少儿诗作,表现了他对儿童文学的高度重视。这些诗作与袁枚独出机抒的"性灵说"的主张吻合。袁枚一生都激赏少作,使得天资聪慧的少儿作品得以留存,为后人研究儿童文学提供了参考。

融合古今 立定我法——从梅清三方印文观其画学思想

明末清初的宣城,文人荟萃,尤在诗画领域,不乏俊杰,诗史、画史广有记载,绚烂夺目。梅清作为其中的代表,本以诗歌彰名,因擅画学,独立面貌,被时人尊为宣城画坛领袖。考察梅清的画学成绩,不独笔墨“盘礴多奇气”,題诗、跋画,亦有丰富的思想呈现。总括起来,盖由他的三方印文所传达,即“古人在我”、“不薄古人爱今人”和“我法”。梅清师古人,厚今人,古今笔墨皆为“我”用,综众家法窍,合作出他的清淡若影、松秀奇绝的山水视界。

梅花与梅州的渊源

在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提出梅州命名来源路径为"梅花—梅溪—梅口—梅州";依史实否定"梅鋗说",并指出梅鋗与梅花的关联;"嘉应州"的名字也与"梅"相关。激励人们发扬梅花精神,建设美好梅州。

从当前夏威夷大学的非汉语形式演出京剧论到梅派艺术精神

美国夏威夷大学非汉语形式演出的京剧,在非汉语地区更便于传播和学习,形成了一种令人关注的、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但演出者还需要超越个别、局部的技术和任务来感受京剧最为本质的总体特征,也要力求在完成演出的前提下对局部艺术作深入探索。梅派艺术,作为个人艺术流派,却能够体现个人创造同艺术规律的一致性。因此,可从梅派艺术对戏曲创造规律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中,找到更好地开展非汉语形式演出京剧的方向。

信仰的危机与精神的重建——解读《金瓶梅》

《金瓶梅》出现在晚明社会,真实地展示了一副转型期社会的历史画卷。显示出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社会,人的所有欲望被全面的打开,传统的伦理纲常已遭“除魅”,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的精神和肉体都处于悬空状态。作者在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和人们心灵的哲学关照并试图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

谱写院士情怀,弘扬梅花精神——记陈俊愉陈列馆的建设与管理

通过对陈俊愉陈列馆建设的渊源、场馆的规划建设、科普教育意义以及前景展望进行分析,缅怀陈俊愉先生高尚的梅花情怀、高风亮节的梅花情操、坚忍格高的梅花品格。陈俊愉先生基于对家乡发展的深切关心,对家乡园林事业的殷切希望,对植物园事业的重视,促成了合肥植物园陈俊愉陈列馆的顺利建设和开馆。现今陈俊愉陈列馆已经成为合肥植物园重要的人文景观,在弘扬梅花文化、花展旅游、科普教育方面均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以社会众生灵魂相探究“人类精神”生态嬗变——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长篇小说《天望》《天外》的世界性价值

《天望》《天外》是荷兰华裔女作家林湄,运用俯仰天地的特殊"边缘"视角,超越时空与文化的跨国界、跨宗教、跨文体的写作方式,以隐喻的诗哲性语言、博爱的性别关怀伦理,书写曾经领跑世界现代文明的欧洲这一片人文沃土,华丽表层之下弥漫着自然与精神的重重雾霾,导致生存与此的人类患上极度的恐惧焦虑症。在这两部作品里,林湄关于灵魂与人性、时空与存在、家国与宗教、钱权与欲望、有限与无限等等哲学问题的沉思,以东西方人性的情感世界内核、婚姻家庭物象的文学叙事,走进了社会众生的一个个灵魂的秘境深处。并以一代代人的灵魂镜像群,寻找人类之爱的心性同构,探究"人类精神"生态之嬗变的世界性意义。

高贵的灵魂与恒美的传唱——有关李梅的诗歌阅读及其潜对话

新媒介出现以来,诗歌书写的当代性、历史感与人文精神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呼声,文学的使命要求诗人走进这样一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李梅坚持着一种朴素本色的写作心态,在不断的生活思索和精神记录中,建立起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言语方式、声音、题材与表达体系,提供了一种特别珍贵的心灵品质。

论《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图景及其意义

《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应置于晚明的“夫妻”言说语境中来理解。婚姻缔结的“论财”风尚、纵情性爱之风、儒家夫妇伦常的新动向以及《金瓶梅》源出之“母体”《水浒传》等,共同构成了《金瓶梅》夫妻关系叙事的晚明语境。基于此,《金瓶梅》构筑了边缘化的、财色化的和伦常视野下理想化的夫妻关系图景。其中蕴含着小说叙述者对“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一儒家伦理逻辑的“反语”式修辞,它委婉曲折地反映了晚明士人的家国忧思,也折射出小说家对伦常与人性的哲学思考,以及特定士人群体精神的颓废与流荡。

梅花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研究

"梅花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采用文献查阅、对比论证等方法,整合涉及梅花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关论述;通过对比中华民族精神及梅花精神的发展历程、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三方面特点,证明梅花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存在一致性,梅花精神可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花卉表征。至今,"中华民族精神"与"梅花精神"依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结论将对梅花的运用推广以及梅花精神、梅花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作用。

妻妾成群中的人性抉择——试论《金瓶梅》对男性精神世界变异的反思及其意义

《金瓶梅》的作者借一个大家庭,来表现自己对衰世中人尤其是男性的精神状况的反思。书中描写的男权世界里的这些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精神世界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一种象征,并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她们分别代表着人心的"理、欲、情、意、气",其冲突实质上是人的内心各种欲望的斗争。其斗争的结果也反映了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精神命运的走向。

“性灵说”之“重生”美学精神

袁枚"性灵说"的实质体现出一种"重生"、"乐生"的美学精神。"重生"之"生",意指生命、生存。同时,"生"就是"性"。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大的"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大德",最大最美的善行,就是"生"。由此可见,中国美学"重生"。而袁枚的"性灵说"要求诗歌审美创作"发抒性灵",追求一种真实、贴切的生命体验而,"性灵"的实质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而"发抒性灵",就是"生"之趣、"生"之味与"生"之灵性的一种诗意呈现。

张洪美应用补肾除湿方治疗早期膝骨关节炎经验

总结张洪美应用补肾除湿方加减治疗早期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经验。张洪美认为早期膝骨关节炎以肾虚湿阻为主要病机,肾虚不主骨则致骨痿,骨痿则筋无以立,肉随之削,随之湿邪外侵、中留、内生均可阻滞人体,气血运行不畅,痹阻经脉,久则内伤于骨形成骨痹,长期可影响心神,故以补肾除湿为治法。张洪美重视“形气神一体同调”,采用补肾除湿方加减治疗早期膝骨关节炎,疗效可靠。

个性精神对梅尧臣诗歌艺术个性的影响研究

梅尧臣个性精神是老硬、直诚、朴钝、刻厉和率性。这种个性精神一方面使梅尧臣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要求严格,反复锤炼,臻于老境,另一方面也使梅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且论议争煌煌,兼有古硬和老健之美。其中率性任意、稍乏沉着冷静的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梅尧臣的仕途晋升,但给诗人提供了接触广大穷苦百姓的机会,促使了其诗歌取材的变化和老健古硬诗歌艺术个性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