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巴特运动在日本

日本赫尔巴特运动兴起于1887年,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引入期、再造期与实践衰落期三个阶段。在引入期,日本的赫尔巴特运动经历了“帝国大学”与“高等师范学校”的双重路径,前者代表日本赫尔巴特运动的理论取向,后者代表实践取向。日本学者从体育、兴趣理论、道德理论等方面对赫尔巴特理论进行改造,并将民族主义融入对赫尔巴特理论的再诠释之中,从而使其适应日本国情与教育的需要,这代表着日本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再造期。进入20世纪,随着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在实践中出现僵化,以及西方新教育理论的引入,赫尔巴特运动进入全面衰落期。日本赫尔巴特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日本教育的“近代化”与“西方化”运动,它在“转向西方”的社会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与明治中期日本政府的国家主义立场、效仿德国构建国民教育体制的需要,以及基于《教育敕语》实施道德教育产生了密切联系。

晚清学者对“日本文学”的发现——以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为中心

晚清士人对“文学”启蒙的重视,一般被认为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且多以康有为、梁启超等赴日名人为先驱。然而,作为晚清首批赴日游历使的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却很少被提及。傅云龙在《游历日本图经》中专设“日本文学”一门,上卷以江户儒学为中心,兼论诗学、书学、医学、兵学,下卷专论明治时期日本的学校教育。傅云龙的文学观虽然未脱士大夫风的广义“文学论”,但他通过对明治二十年日本的踏查,既感知到了西学与汉学地位之升降,亦捕捉到了西洋教育对文学“启蒙”“开化”之重视。傅云龙对“日本文学”的发现,在晚清的日本研究著作中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

明治日本海运兴国的源流与实务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是日本全方位向西方学习,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幕末以来,以本多利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主张发展海洋事业,实现“海外雄飞”。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确立了“海运立国”的方针,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优先发展海运业、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海运兴国”之路。为大力发展海运业,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海运会社的成立、主导大型会社的重组、投入大量资金对海运会社和特定航路进行补助、制定各项鼓励海运发展的法律法规等。海运业保障了日本近代纺织业的腾飞,也大大促进了造船业、制铁业的快速进步,还带动了保险、金融、海员教育等其他产业的发展。海运成为明治日本“兴业”的保证、“富国”的手段、“强兵”的要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海运兴国”之路也伴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具有侵略性。

明治经验的虚像与实景:吴汝纶壬寅东游的另一种观察

清末清廷的文教改革多参照日本。其中,如何调和新旧学术、创建国民教育体系是一大关节,亦是赴日考察教育者的主要关心所在。在晚清众多的赴日教育考察中,吴汝纶的壬寅东游无出其右。其间,日人出于不同立场与知识背景的建言,呈现出聚讼纷纭之景象。围绕儒家道德理想与西洋伦理学、传统汉学与近代“普通知识”,德育与智育领域的扰攘纷争,折射出明治后期日本在东西两洋学术之间的纠结。通过反思与调适明治日本的兴学经验,吴汝纶形成了改革全国文教的独特构想,坚定了以古文存旧学的决心。在晚清文教改革参照“日本渠道”这一表象的背后,展现彼时日本文教界的“众声喧哗”,同时观照中方所采取的应对、改造策略,不仅有助于揭示“作为经验”的明治日本的实景,也有助于重思晚清文教改革的历程。

聂景孺《樱花馆日本诗话》考论

聂景孺的《樱花馆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史上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汉诗的专论。作者1914年留学日本时,收集了117名日本汉诗人的作品247首,74联,分别录入110则诗话,并加以品评。本文对该书的作者身世、全书构成、资料来源以及编撰特色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作者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幅明治汉诗坛丰富多彩的画卷,但作品采纳较为随意,审美倾向较为保守,特别是对所收诗作擅自做了大量改动,却从未明言,这一点须加注意。

契诃夫的《变故》与鲁迅的《兔和猫》之比较

本文认为,鲁迅小说《兔和猫》的故事内容和情节发展与契诃夫小说《变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为调查鲁迅是否阅读过契诃夫的小说《变故》,文章梳理了留日时期的鲁迅可能接触过哪些日译契诃夫小说。通过调查发现,契诃夫小说《变故》在日本明治时期被翻译了九次,其中多篇都发表在鲁迅留日时期非常关注的文艺杂志上。此外,文章还发现《变故》的英译本与中译本也都极有可能在鲁迅的关注范围内,因此可以推测《变故》中描写的部分情节为鲁迅创作《兔和猫》提供了灵感。同时,经过对比两篇作品,可以看到鲁迅并未对《变故》的主题进行完全模仿,而是参考了《变故》中作者对待幼小生命的态度,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幼小生命。

甲午战前日本对东三省的侦察及政策演变

日本的恐俄心理是引起明治政府关注进而觊觎东三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关谈判期间使明治政府决策层在割占东三省领土问题上相对收敛野心的重要因素。1879年日本成立东京地学协会,为日本谍报人员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促使其谍报成果质量逐步提高。甲午战前明治政府在何时略取东三省的问题上意见分歧较大,暂缓略取的意见占主流。随着日本财政状况的改善、军事实力的提升、国内矛盾的缓和,第二次伊藤博文内阁在重新评估中国军事实力和研判东亚国际形势之后,将略取计划重新提上日程并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

日本明治“末日主题”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

明治科学小说中出现了不少有关“末日”的叙述,这与现代天文学新发现、人们对未来的恐慌有关。在追求“科学”与“进步”的明治日本,“末日主题”科学小说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然而,交织着传统与现代、进步与衰颓的末日叙事正是“世纪末”思潮的真实反映。日本在明治30年代以后兴起“世纪末”思潮,是文学界对于革新的时代要求的回应。“世纪末”颓废倾向的深层潜藏着对革新的期待,标志着在逐步走近现代文明、完成产业革命的日本,出现了反对现代化、否定功利主义的质疑之声。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演进分析

明治时期,日本全面引进西方职业教育模式,职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实业兴教”的目标得以实现,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战争不可或缺的内容。大正时期,民主主义的思潮席卷各个领域,初等职业教育开始建立产学制度,中高等职业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军国主义观念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断加强。进入昭和初期,战时经济的刺激推动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政策改革带来了职业教育的革新,日本迎来军国主义职业教育的综合化改革,但这种改革最终导致军国主义职业教育面临危机甚至瓦解。

论学校体育在日本明治崛起中的作用

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了明治时期日本由封建弱国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一过程中学校体育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学校体育是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军事预备教育的有效手段,也极大促进了日本国民体质的改善,因而是日本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为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以及实现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基石——体操传习所

体操传习所是日本近代最早的体育师资培养和体育研究机构,结合史实及历史社会状况,分析体操传习所设立的历史背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在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创立中的作用。认为其建立与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教育改革、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需求以及陆军体操研究所的启示有密切关系。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反映了日本近代学校体育的重要特点。传习所对促进日本传统身体教育的转型、改变儒家教育传统中身体教育的缺失、纠正体育与智育的失衡、确立体育在日本近代教育中的地位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日本近代学校体育奠定早期、坚实的人才基础,同时在近代学校体育内容体系的形成、学生体质监测的创始、传统体育的整理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例释——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依据

本文以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为依据,描写北京官话教科书中的语气词与同时期其他文献在词形、词音等方面的差别,并分析仅出现在北京官话课本中的语气词"呐""咯"的使用情况。文章最后指出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中出现的语气词与同时期其他文献存有差异的原因,并认为应该动态地看待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语气词的使用。

“和魂洋才”: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校体育整体特征述评

"和魂洋才"作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思想纲领,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而中外学界在研究明治日本学校体育时对这一重要的文化特征较少关注,以致对明治日本学校体育的认识停留在表浅层次。笔者采用文献资料法,在搜集日文原始史料基础上,把明治日本的学校体育放在当时的文化以及明治维新的社会大变革背景下进行分析,旨在更深入地认识作为日本近现代学校体育开端的明治学校体育。提出明治日本学校体育整体上也呈现出"和魂洋才"的特征这一新颖观点,认为军国主义倾向与科学性是学校体育"和魂洋才"特征的具体体现,具备"和魂洋才"总体特征的学校体育最符合明治日本对外扩张的国家利益。中日近代早期的"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两种高度相似然而却有本质区别的思想观念,使两国的学校体育发展状态迥异。

明治时期日本学校体育的军国主义倾向

采用文献资料法,运用新的史料,提出并论证了明治中期日本学校体育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倾向这一新认识。认为在明治时期日本"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中,学校体育深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日本强化军事预备教育进而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因而日本近代的学校体育在明治时期这一初步形成阶段中,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军国主义体育的倾向;进一步提出,明治时期的学校体育实则是日本二战前军国主义体育的萌芽。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农业和农村政策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实施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二战后,日本农业和农村政策的重点转到保证农民收入和推进农村综合发展方面。日本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原因是日本农民的斗争、农业组织的发展、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以及有利于农村的政治选举制度等。

日本明治时代《玉篇》类字典的版本与价值

日本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学者编写的汉文辞书多达190余种,而以《玉篇》命名的汉文字典有53种。该类字典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53种以《玉篇》命名的日本汉文字典,内容包括版本、作者、体例、内容、馆藏等信息。该批材料的版本目录整理具有系统性和首示性。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 ,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 ,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 ,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 ,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 ,由于中国战败 ,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 ;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 ,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 ,并加以广泛宣传 ,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语音课本和工具书

本文从编撰类型、音系、标记符号、教学内容安排等方面介绍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语音课本和工具书,力图较为全面地展现其面貌,对它们的价值与影响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估,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康有为“虚君共和”论浅析

通过对辛亥革命之后的时代背景、康有为个人文化与思想背景,以及明治日本天皇制度对康有为的启发等多个侧面的剖析,揭示了康有为从"君主立宪"构想转向"虚君共和"制度设计的思想轨迹。并得出如下结论:虽然康有为在共和民主的潮流之下依然固执于"天下"观念,但他希冀借助体制内"虚君"的凝聚求心力,实现民国社会在帝国崩溃后的统合,并最大限度汇集有效的社会资源,实现国家的富强,这种价值取向,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明治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

在日本文化视域中,北京的形象由虚而实、由无足轻重而变得举足轻重始于明治时期。明治时期来北京的日本文化人,既在那里"一叶知秋"地探察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态势与走向,更试图从中发现对中国"一剑封喉"的现实方策。深受汉文化浸染的汉学者的北京之行多充溢感伤情调。这种失落源于以帝都萧索破落的景观为表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败、孔教在近代中国的失效以及"礼仪之邦"国民的鄙俗化堕落等等。带着北京之行获得的高度文化自信和"彼消此长"的自得,为实现对华文化侵略,他们开始了理论及实践层面的谋划与探索。文化侵略之外,领土、经济利益等层面的诉求使日本对华走向了侵略扩张的道路。甲午战争中,福泽谕吉等重要文化人剑指北京的"扼喉"之论,对战事的展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甲午战后,作为胜利一方的日本走上了与西方列强联手侵华的道路,近代北京也因此被强制地染上了"世界色彩",并因其具"咽喉"意义,遂成为列强在华利益争衡的枢纽。《辛丑条约》中有关列强在京驻兵等条款以及作为治外法权地"国中国"的东交民巷,都使中国的主权与民族尊严遭遇极大的挑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难以抹灭的国耻,也极大地左右了大正、昭和时期来京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