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华军事谍报活动与七七事变的爆发

1936年前后,日军开始加强对华军事谍报力量,全力收集旨在发动军事进攻必须的谍报,并且在七七事变前夕,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陆军部署状况和作战能力等的调查,掌握了中国空军各种绝密信息,摸清了中国北方国防工事的构筑状况。因此,即使仅仅从情报收集的角度来看,七七事变也是日军精心策划的必然产物。

“七七”纪念与中共党报对民族集体记忆的建构——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中心

"七七事件"既属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尤为在意"七七"等重大纪念日之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以《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为主要媒介平台刊发大量代表性纪念报道。这些文本既是对历史的缅怀,也是对彼时构建民族集体记忆的重要素材。中共党报通过大量针对性极强的报道突出"七七"之于中华民族的特殊意蕴,借以奋扬民族国家概念,透过媒介不断扩散影响。由此形成了一套历史记忆建构的媒介框架。中共党报构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的行为除了鼓舞民族士气争取抗战胜利的现实考量,更深层次则体现了中共藉此重塑民族精神、实现国家复兴的努力。

“七七”纪念与抗战时期的政治动员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之设置成抗战建国纪念日,为"国定纪念日"之一种,从而在制度层面确定了纪念日的政治动员面相。该纪念日通过召开纪念会、献金、素食、公祭阵亡将士、组织宣传队、举行游行等活动进行仪式动员。纪念话语作为纪念日的重要组成部分,"七七"纪念话语通过呈现日本残暴行径、诠释抗战建国方针、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批判投降妥协倾向等进行政治动员。如此,"七七"纪念被制作成抗战建国纪念日,从制度设计,到仪式活动的操演,到纪念话语的表达,整个纪念日皆服务于抗战政治动员。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