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孟森传》撰人问题及史料价值

《清代毗陵名人小传稿》卷十所列《孟森传》,长期被误认为张惟骧之作。梳理该书撰人及成书过程,并证以《蒋维乔日记》,可知此传实出蒋维乔的增补。蒋氏为孟森常州同乡、江阴南菁书院(高等学堂)同窗及上海商务印书馆同事,相识甚早,交游直至孟氏暮岁,因而能习知孟氏生平学行,并为之作传。此传并无行述、事略、碑传等完整的孟氏生平材料作为底稿,然而抽绎其文,并推定其所述事实之所本,可知皆来自蒋氏所见、所闻及所亲历之事,大多有直接、可靠的来源。蒋氏《孟森传》,实为有关孟森生平最早、最完整的原始史料。唯其并无孟氏行述一类文字作为底稿,方得免溢美之词,而多纪实之语,其史料价值,应予表彰。

郑天挺先生与20世纪的清史研究

中国现代清史学奠基于孟森的学术研究,郑天挺接续了孟森的研究,所著《清史探微》成为民国时期清史研究的典范作品。1949年以后郑先生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开拓清史研究之路,建构起新的清史知识体系。郑先生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与教学,培养了大量清史研究人才,特别是南开大学的清史研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为清史研究贡献殊多。郑天挺不仅影响了20世纪的清史研究,也对21世纪的清史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百年清史研究烙下了郑先生深刻的学术印记。

同盟会时期孙中山与美国致公堂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美国致公堂的工作是联络华人华侨共同革命的重要举措。1909年末1910年初孙中山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建立同盟会组织,同时进行筹款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洪门致公堂沟通不多,只是在同盟会不便直接出面的情况下才考虑运用致公堂的资源。1911年4月孙中山结束加拿大之行后回到美国。6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说服致公堂大佬与同盟会合作,以互相参加的方式实行大联合。随后仿效在加拿大的成功经验,设立“洪门筹饷局”。孙中山旅居旧金山期间,还到加利福尼亚州各地进行革命宣传。美洲致公堂捐助的大量经费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物质条件。

从同盟会内部分歧分析孙中山性格的弱点

同盟会成立之后,内部纷争不断,其中几次大的冲突都与孙中山有关。从对这几次冲突的产生、风波平息的过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在性格上存在着固执己见、我行我素的弱点。这些性格弱点无论是对孙中山本人,还是对中国同盟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孟森清史研究成就述论

孟森治清史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孟森的清史著作,以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编的论文质量最高,《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则是研究心得与一般史实的汇编,具体反映出孟森不同寻常的史识。孟森的清史研究是以政治史为中心,以旧的著述形式中表现新史观,研究中能着眼全局又能探微发覆。

《统计通论》的版本、内容及影响

《统计通论》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日两国十分流行的社会统计学教材,截至1921年6月,其日文版在日本发行了42个版本,截至1931年5月,其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发行了10个版次。此书前身乃横山雅男的《统计学讲义》,也即1903年时中书局版《统计讲义录》(钮永建与林卓男译)的底本,1908年版孟森译《统计通论》的底本是日文版《统计通论》的第4版(1904年)。该书包含社会统计学最基本的内容,它不仅在日本普及了西方近代统计学理论和方法,而且在中国推动了传统统计思想方法的转变,在晚清、民国时期的统计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朝那些事儿》与《明史讲义》的比较研究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部"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与孟森的史学著作《明史讲义》在基本结构,史料选用和史学论点等方面有着某种切合,但不可否认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细致化、明晰化、生动化的创新。总体来说,相比于《明史讲义》,《明朝那些事儿》一书融入了相当多的时代性元素,并且使用"心灵分析法"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展开叙述,使得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更加饱满、立体地呈现出来。

陈森交游事迹考述

陈森在晚清文学史中颇为引人注目,但其生平却至今仍有大量存疑。细考陈森生平,按时间顺序及事件主题将其交游情况分别考述如次:《梅花梦》甫成之际的读者暨批评者群体,对陈森早年的创作审美趣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青年陈森曾在除夕携诗访问寓居北京的同乡陆继辂,并因此互成忘年诗友;中年陈森在失意的孤独旅途中与觉罗.崇恩有过一次美好际会,陈森作于其时的《<枕琴轩诗草>题诗》是他除了传奇、小说之外至今尚存的稀有文献;咸丰七年,王拯以一首追悼诗,既宣告了陈森的离世,也预示着这位不得志的文人终于借助《品花宝鉴》留下了文名。

孟森社会风俗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初期,随着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引进,社会风俗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引起中国学者们的研究重视。孟森是较早关注并进行社会风俗研究的学者,其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考证,为近代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孟森研究社会风俗以野史笔记为主要史料来源,且以宋代笔记为主,其晚年认为奏销册是社会风俗史研究重要的史料补充。

“考据”与“义理”--王国维、孟森、胡适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论辩

自清中叶以来,关于《水经注》公案的议论可谓众说纷纭。民国年间,有关《水经注》公案的论辩更是将这个问题推到学界关注的中心。论辩双方均以考证文章作为基本形式,阐述己方之观点。王国维、孟森在公案的讨论中通过文本的校勘得出结论,虽不免“过火”之处,基本上仍遵循了“论从事出”的原则。而胡适应已先期抱有“确信被告是无罪的,甚至有罪的恰恰是原告”的心态,通过外围反证和否定论学对手的正当性来证成自己的观点,而“先立大本”的论证方法,使得胡适的观点在讨论中常常表现出“证据”与“结论”的张力。在这场看似以纯粹的客观考证为指归的学术论辩中,其实蕴含着不易为外人察觉的观点之争。通过对这场公案的再考察,或许有助于我们观察论辩双方的论学心态以及背后幽微难察的学术话语权的建构过程。

孟森研究述评

孟森是近代史上值得瞩目的人物。目前,学术界对孟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孟森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学术成就、治学方法等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但是,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仍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孟森研究还处在基础和展开阶段,尚待填补和拓展。今后的研究应从加强对有关文献资料的挖掘、加强对孟森各种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转换视角、开展整体性研究四个方面进行深化。

孟根乌森乌日乐对小鼠的急性毒性研究

目的了解孟根乌森乌日乐的急性毒性作用剂量及给药后的急性毒性反应和死亡分布情况,确定孟根乌森乌日乐的半数致死量（LD50）。方法用孔氏综合法（改进寇氏法）分为14.30,9.28,6.04,3.92,2.55,1.66 g·kg-16个剂量组,以0.4 m L/10 g的量灌胃给药1次。实验后观察14 d,记录体重变化及不良反应情况。结果孟根乌森乌日乐小鼠半数致死量为5.1597 g·kg-1（95%CI：3.6652-7.2637 g·kg-1）。14 d内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症状且体重有增长趋势。结论孟根乌森乌日乐的急性毒性实验的半数致死量为临床用药量的100倍,提示单次口服较为安全。

蒙药孟根乌森乌日乐长期毒性研究

目的:研究孟根乌森乌日乐对大鼠的长期毒性实验,为临床提供安全用药依据。方法:取Wister大鼠,按体重随机分为孟根乌森乌日勒0.05 g/kg组、0.10g/kg组、0.52g/kg组,每天一次灌胃给药,连续90天,观察给药后大鼠一般健康状况、生长发育、毒性反应、外围血象、肝肾功能、肾早期损伤指标,病理检查等。结果:0.05 g/kg组、0.10g/kg组、0.52g/kg组3个剂量的大鼠一般健康状况、生长发育、外围血象、肝肾功能均无影响、肾早期损伤指标,病理检查亦无明显变化,无明显毒性反应,未见与药物作用有关的病理变化。结论:孟根乌森乌日乐在大于人临床用药剂量100倍,连续给药3个月时,对大鼠是安全的。

“列清史为学科”——孟森史学的展开过程

孟森于1931年始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是为孟森长达三十余年的史学历程之转捩点,据此可将孟森治史历程划分为前后两期。在官书与私家记述两类史料的评价问题上,孟森经历了由前期偏爱私记向后期倚重官书的重大转变。孟森终生坚持信史理想,一以贯之,并以此为依托,在前期提出"列清史为学科"的主张。针对清史史料的特点,孟森逐渐摸索出以"钩剔贯串"为主要特色的传信之法,与他对于官书私记去取与评价倾向的前后转变相应,孟森钩剔信史之法,亦由前期之依赖明清士大夫著述,转而问津于清代官书,而孟森在编撰《清朝前纪》时,发现清修《明史》中建州史事的漏笔,竟成为这种转变发生的契机。任教于北大以后,晚年孟森参与整理明清档案,开始注重史与史料之区分,提出"史自史,史料自史料",导致他对于清代官书尤其是《清史稿》的态度发生剧烈变化。孟森史学之重心,亦由前期屡屡重申以修成清代正史为理想,向后期以汲汲于保存清代史料为职责转变。

郑天挺和孟森的学术交谊与明清史研究

孟森与郑天挺先后主持北大明清史讲席二十余年,为中国近现代明清史研究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郑天挺与孟森学术交谊颇深,关系非常密切。郑天挺在明代重要历史问题研究、满洲世系和种族起源研究、清初政治和制度史研究等诸多方面,均深化并拓展了孟森的相关研究。郑天挺和孟森治学的共同特点有:重视精研明清官修正史史料、以探微考据的方法阐明明清史重大问题、以比较的方法解决关键性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