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试论嘉靖朝海商群体的变化——以宋素卿和王直为考察中心

明嘉靖时期,中日朝贡贸易中断,传统海洋贸易管理体系逐渐解体崩溃。东南沿海局势日渐复杂,加之明朝海洋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空间扩大,并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宋素卿与王直同为海商,以明朝官方视之,皆是化外之民,是造成东南沿海倭患肆虐的不稳定因素。但宋素卿、王直处于明代对外贸易管理体系的调整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海商群体,对其组织运营模式、与朝贡贸易的关系及国际化途径进行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代中后期海商群体和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轨迹。

盐商子弟查礼的绘画交游研究——结合查礼与水西庄诗人群体的视角

盐商查氏家族是清代天津风雅文化的重要赞助人和推动人,查礼是家族艺文活动的核心人物。本文引入地方诗人社群的概念,结合查礼与水西庄诗人群体的视角,研究查礼早年闲居天津时期与离津为官初期的绘画交游活动,着重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最后总结水西庄诗人群体在查礼绘画交游中的重要作用。

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

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是富民阶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这从商人群体自身财富力量的发展和因商人而改变的诸多规制可充分体现。唐宋商人群体是在国家管制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这种官商模式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有利于商人财富迅速扩大,但也隐藏了严重的社会后患,那就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这也规定了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富民社会没有走向市民社会,而是走向了没落。

清末广州的“七十二行”

清末文献提到的广州的七十二行,往往是指广州各商业、手工业行会的联合体。七十二行在广州总商会建立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总商会成立后,它仍作为与总商会平起平坐的商人团体,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常常挑战总商会的权威,1910年,甚至成功地罢免了总商会协理、代总理左宗藩。1911年武昌起义后,广东实现“和平光复”,七十二行起了重要作用。作为“传统”的行会联合体广州七十二行,在“新式”的商人组织总商会成立以后,仍作为代表全城商人的团体而独立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城市很少见。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商人团体,广州七十二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明清时期江南与福建广东的经济联系

明清时期 ,江南与广东福建两大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有着极强的互补性。江南需要广东或福建的木材、纸张、染料、烟叶、食糖、花果、铁货、洋货、南货等商品 ,广东或福建需要江南的棉花、棉布、生丝、丝绸等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通过经由浙东或江西或安徽的三条内地商道和沿海的一条商道 ,江南与广东福建之间保持着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而且华南与华北之间的商品流通 ,通常经由江南转输 ,从广州出口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的丝绸、棉布等大宗商品 ,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而沟通两大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主体 ,来自广东福建各地的地域商帮有着压倒其它地域商帮的绝对优势。

文化信仰、商业模式与商帮兴衰:基于晋商与潮商的比较研究

遵循文化—行为—商业模式—绩效—商帮兴衰的逻辑思路,根据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理论与内生制度变迁理论,对晋商和潮商的文化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商业模式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商业兴衰的内生变迁过程。研究发现商业兴衰的关键在于文化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信仰,农耕文明导致晋商推崇官本位思想和保守经营的信念,进而形成忠于当权者的"官商结合"商业发展模式,但晋商最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海洋文明作为潮商的主要信仰,在艰难的商业环境中逐渐孕育出潮商大胆、创新、不拘一格的精神品质,进而形成了服务社会公众的市场导向型商业发展模式。文化信念差异导致了晋商和潮商面对民族危亡时的行为倾向差异;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创新仍将是潮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临潭回商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

在经济人类学的知识谱系中,人类经济行为与特定的群体文化观念紧密相连,即经济行为受不同价值伦理的塑造,同时,它又透过经济行为对群体认同的建构与表达产生作用。在商业实践中,甘肃临潭回商与藏、汉等民族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经济行为成为多方互动中建构和表达群体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

地域会馆与商帮建构——明清商人会馆研究

商人会馆的出现 ,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和大宗贩运贸易兴起的产物。本文认为 ,作为一种社团组织的会馆 ,实际上是贩运商帮建构的表象和媒介。会馆组织的建构和发展 ,是贩运商人通过“笃乡谊 ,祀神祗 ,联嘉会”的文化纽带以及“利”、“义”的契合实现群体整合的过程 ,同时也是商人在自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把社群认同和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结果。

商品、商人与秩序——晚明海上世界的重新解读

本文对晚明海上世界进行重新解读，提出以整体中国海上力量的高度来看待晚明中国海上力量。认为晚明海上场域突出显示了与前此的不同之处：第一，东矿西珍，海上贸易商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东洋凸显，与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白银货币化密切相关；第二，环境复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海上贸易以亦商亦盗为基本活动方式，中国海商经历了身份转换，中国海上力量则经历了重新整合，包括官、商、民的通力合作；第三，整合后的中国海上力量重建了海上秩序，并在与西方海上势力的博弈中胜出。指出上述因素构成时代特征，中国社会变迁与世界大变迁紧密相连，无论是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还是在政治层面，晚明中国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迁，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已经开启，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进入与世界同步的趋向性发展历程。

章开沅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推进

资产阶级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对象之一,对它的调查研究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资产阶级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解释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产生的有关成说,此后则进入新的研究时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章开沅起到了明显的创导作用,相继提出和实践了三个新的研究理念:一是开展辛亥革命阶级基础的研究,包括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状况的实证研究和中外比较研究;二是开辟商人群体的研究,包括商会、行会、商帮、绅商等不同类别商人团体的研究;三是倡导群体互动的研究,包括不同商人群体之间、商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互联互动关系的研究。章开沅的所倡所行,充分显示了他与时俱进、领先一步的学术创新风范,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推进和引领作用。

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与社会风习

儒商,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商贾群体。其特点表现为: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追求,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行为准则,精打细算、刻苦勤俭的职业操守,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人文精神。风习本身又存在着优劣之分,而儒商就理所当然地与良善的社会风习发生着关系。当儒商的精神风貌、思想情怀外化成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一代又一代商贾群体追求的一种职业境界或商贸行为习惯,成为商贾以外其他职业的人们所认同和景仰的一种社会生活范式,这时,就演化成了一种社会风习。然而这种风习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着儒商精神、儒家文化的发展与传扬,这在社会上表现出对商贾及其活动的正能量的传播。明清小说之儒商群像正充分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正面影响。

GPS技术在车辆管理中的应用:以招商物流为例

通过描述GPS技术在物流企业实践中的应用,提出大网络、多车辆的物流集团综合物流运输管理系统设计思路。首先指出运输过程"透明化"是系统设计的核心理念,继而分析了三层次架构的技术特点,信息平台的管理功能与效果实现。最后指出,运输过程透明管理系统可以有效提高集团型物流公司管控的效率和执行力。

清代湘省江西商帮的组织及其运作

清代在湘的江西会馆的兴盛,归结于它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江西帮之所以能成为数百年不衰的十大商帮之一,因帮内各府县商帮组织内部的运作极为严密,通过严厉的帮规来规范成员的行为,有效地实现了经营管理目标,符合竞争需要,维护了地域商人团体的根本利益,具备行业组织的主要特征。

从明清十大商帮的宿命探索当代温州商帮的文化创新

十大商帮在明清时期盛极一时,但最终因小农经济意识、区域封闭性和非制度化的企业管理等文化缺陷而湮灭。温州商帮是当今国内成绩最突出的企业家群体之一,但也遭遇发展瓶颈。温州商帮应吸取明清十大商帮的经验及教训,创新思想意识,改变交易方式,完善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区域特色文化,以保持活力并延长生命力。

岭南客家商帮的形成、分布及其文化风格

在分析岭南客家商帮形成的地理基础背景条件下,阐述了被迫外迁的部分从商客家人形成为客家商帮的历史过程,其可分为明中叶到清中后期的雏形期、鸦片战争后形成期和当代鼎盛期3个发展阶段;以客家会馆为标志,客家商帮在国内外的地域空间分布呈现出"国内以四川为中心,延及华南、华中,国外以东南亚为主体"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分布格局。与此相应,造就客家商帮开拓性、儒商性、包容性、务实性和诚信性的文化风格,并以此在商海竞争中取胜,与广州帮、潮州帮并立于中国商业文化版图。

明清时期福建商帮在江南的活动

自明中期到清中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极为发达的江南,是福建商帮经营活动的重要地区,无论苏州、杭州、上海等大城市,还是乍浦、双林等市镇,都活跃着福建商人。福建各府商帮均在江南各地建立会馆,大力经营棉花布匹、生丝丝绸、米粮、蔗糖、木材、纸张、蓝靛、烟叶、花木、南货等商品,开张典当铺等,与其他地域商帮展开竞争。其活动直接推动了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习尚的改变,促进和影响着江南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集团管理财务信息化过程研究——以招商局集团为例

伴随中国集团企业这一经济实体的飞速发展以及财务管理问题的日益凸显,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集团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相关理论为基础,以招商局集团的管理实践为例,研究中国集团企业财务管理变革——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从集团财务管理信息化的预算管理、资金管理、集中核算及财务报告等维度揭示了招商局集团从分散到集中的变革支撑。一方面丰富和完善财务管理理论,另一方面为中国集团企业财务管理变革和构建财务管理的信息化模式提供支持。

清代广州商人群体的演剧活动及其特征探析

清代商人群体的演剧活动分为行商阶层私家园林、驻省商人会馆的演剧活动以及外来客商的赏剧活动三种类型。其特征:一是外江班流动性演出较多;二是乡土意味浓厚;三是寄生性大。清末以前,广州商人群体的演剧活动尚未从乡土文化特性中独立出来。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